归途至北大荒，我在沈阳军区邓聪处完成了调动手续。夜幕低垂，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当我乘坐338路公共汽车踏上归家之路时，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这份情感与探亲的喜悦截然不同。久违的北京，我终于得以彻底回归。
居家休养数日，方才得知三姐在1969年归途之中，亦曾在沈阳中途下车，拜访了邓聪的住所。邓聪陪同三姐前往拜访陈锡联，寻求他们协助入伍。鉴于当时父亲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他与常人相比显得尤为特殊——他受过教育，出身亦非寻常，曾两次就读于国民党军校，情况颇为复杂。因此，问题未解，他们不敢贸然相助，最终遭到了拒绝。
为了实现从军梦想，三姐历经波折。她曾费尽周折，寻求一位同学的援助，该同学最终费尽心思，联系上了军事科学院的一位领导——陈大麻子（此人籍贯山西或陕西，三姐对具体姓名已无法记起）。于是，三姐陪同该同学前往军事科学院，意图拜访其父亲的旧日战友。然而，院门紧闭，不容轻易进入。历经文革初期的磨砺，她们早已不再是温婉的淑女，于是两人毅然翻墙而入，抵达一座小楼前，敲门入内，并将自己的来意与身份坦诚相告。
听闻同学的父亲名号，那家人顿时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她的父亲，未曾想竟是她亲自寻来。自是，那位当兵人的事务理当鼎力相助。我的朋友欣喜若狂，然而三姐却无份参与其中，只因我们与她的父亲关系并不亲近，且即便如此，父亲亦不会伸出援手。因此，三姐为此奔波劳碌已有一载，走访了无数人家，但关于那位当兵人的事情仍旧毫无进展。
本文作者在兵团
那是在1970年，我的五妹亦从黑龙江的建设兵团北安兵团归乡。她的老战友王政柱携她一同前往海军寻找赵小舟，然而赵小舟却并未伸出援手。五妹随后又与我的三姐一同前往葫芦岛海军基地寻找王大华，却同样遭到了拒绝。她们二人甚至不得不翻墙而入，而王大华面对她们时，指着他的女儿轻声说道：“你看，我的女儿也还未入伍呢。”最终，他以委婉的言辞拒绝了她们的请求，同样不敢提供帮助。
此刻，我也重返故土。随着父亲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三姐便展开了新一轮的征程。这一次，她们终于收获了成果，得益于她们提前归来并倾力付出，因此，挑选驻防地点的优先权便落在了她们的肩上。
五妹立志投身海军，因此母亲便联络了曾在海军服役的杜义德老战友，他是十军出身。抵达海军新兵连后，董建建便发现了王大华的女儿亦加入了海军新兵行列。既然有名额，自当首先留给自家的女儿，我们对此毫无异议。
三姐立志投身铁道兵行列，因此母亲特地拜访了铁道兵的刘大麻子副司令——刘金轩中将。他当时在铁道兵部门任职。在此，我们特别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与我家并不算特别亲近，却是在杜义德的引荐下，无私地帮助我们子女实现了参军梦。
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了总参通信兵，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亲自推荐的——他当年曾找到了通信兵的副政委范阳春（即便在我父亲逝世多年后的2018年，他回到北京与部队战友小聚，其中一位中央领导警卫员的女儿便是通过范阳春参军。当时，这位女儿就住在范阳春家中，因此范阳春向她透露，是我父亲亲自前往拜访并选择了范阳春。范阳春还向她提及，我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了极大的迫害。）这位曾经的战友执意要参加我们的聚会，这才让我得知这段往事。
谈及此事，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无论是儿时入学考试，还是我步入军旅、踏上大学之路，无一不是父亲亲自出面为我铺路。幼时，若我生病，父亲总是不辞辛劳，凌晨时分抱起我乘坐三轮车赶往医院，而那时不过2到3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遭遇诸多复杂的疾病时，求医问药的责任则多由母亲承担。
退役之后，我的幼妹也萌生了从军的念头，意图结束在北京郊区插队的艰辛生活。于是，我和母亲一同拜访了陈再道家，然而当时负责招募新兵的人员因我们未能认出他，且他曾与我们在青岛疗养时有过一面之缘，因而显得有些不悦，并未伸出援手。事后，他更是通过他人转告我们，若能认出他，他即刻便会协助我妹妹入伍。但当时文革前的1964年，我们在青岛疗养仅短短一个月，文革后的十数年间世事变迁，谁又能记得谁呢？我们并非彼此父母的旧识，除非他主动提及，否则母亲未必能忆起那段过往。最终，是老战友冯道志伸出了援手，协助我妹妹顺利参军，对此我深表感激。至于我的三姐，她那位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好友程南征，也在她参军之事上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她能在38军中为我三姐搭桥，实属难得，对此我亦心存感激。
我们三人恰巧同时踏入了各自部队的新兵连。我的新兵连位于北京郊区，班级划分细致，其中一半以上成员均为干部子弟。此次招募的干部子弟中，多数人曾历经上山下乡的艰辛，更有不少曾投身工厂劳动。此外，还有来自山东等地的农村兵，经详细了解，他们大多背景不凡，要么是人武部领导的子女，要么与高级官员相识。唯有少数是村官家庭中本分的农村女孩，若无背景，难以获此机会，相较于男兵名额，她们的机会相对较少。
清晨，用过餐后，我们便开始了整齐划一的“一、二、一”步伐训练，而夜晚则是我们进行总结的时刻。指导我们的老兵均来自军委长途台，他们分别是1968年、1969年、1970年的兵。负责我们几个班级的，是海军大院中绰号“黑猫”的寇XX，具体名字已模糊，只记得她被亲切地唤作小寇。
数日后，各班级开展了新一任班长与副班长的选举，均由新兵担任。在这次选举中，我荣幸地被选为班长，另一位同学则成为了我的副手。在小寇的引领下，我们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工作。
夜晚，小寇常常召集我们这群新任领导齐聚一堂，旨在掌握具体情况。我总是一开场就直言不讳，详述问题所在。相较之下，另一班的班长则总是将班内的种种美好娓娓道来，颇得小寇的青睐。然而，小寇并非易被蒙蔽之辈，因此对我印象颇佳。而那位付班长，则屡次在场的尴尬中颜面扫地，多次羞得面红耳赤。
在军营的初体验中，我的名字似乎愈发响亮，不一会儿，就有来自北京的战友前来寻我，询问是否认识董XX。原来，此人非我姐姐便是妹妹。北京似乎一下子缩小了，我们这群同乡又在此重逢。
经过一个月的时光，分配的时刻即将来临。那时，我尚且纯真而懵懂，缺乏经验。对于能回到北京，成为一名女兵，我已感到十分幸运，因此并未抱有任何非分之想。班上有一位女战士与我关系甚笃，她在我即将分配之际，特地询问我是否愿意与她一同前往技术实力雄厚的五连。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愿意，她告诉我，只要通过她叔叔的关系，便有望成行。然而，我坚信若对方并不了解我的父亲，便不会轻易伸出援手，于是竟拒绝了这份送到眼前的便利，甚至愚蠢地提出了“先等等看分配结果”的提议。然而，最终带我们这些新兵的是七连的战士，他们都是长途台的高手，表现优异的自然会被七连优先选中。
那些能够顺利进入五连的人，往往背景非凡，尤其是那些出身于通信兵世家，或是得到高层关照的子弟。对于我那位女战士也得以踏入五连，我深感懊悔，毕竟我对此地的潜规则一无所知。这成为了我人生中的首次重大失策，生活轨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我来到了一个全由女性组成的军委长途台，日复一日地背诵着电话号码。
“您看，这军装不正是新兵的吗？”这才得以顺利进入。
海军大院中此类现象尤为突出，多源于与通信兵子女的交换。然而，两个大院之间最终爆发了矛盾。海军竭尽全力培养通信兵子女，而通信兵却大力压制海军子弟，导致提干者寥寥，多数人只能选择复员。诸如小寇、郭海平等人便是其中一例。实际上，并非通信兵领导有意为之，而是7连的领导层清一色由工农子弟组成，他们断然不会提拔干部子弟担任连队领导，这一传统贯穿了几届。至于升学名额，上级自然优先照顾自己的通信兵子女。随后，海军采取了调整策略，将自己的部分子女调回，利用海军的名额送她们上大学。事后，我深感自己的妹妹选择海军是明智的，她最终成功考入大学。相比之下，我只能依靠自己，继续在生活的道路上奋斗。
抵达第七连后，我被分到了一个内部矛盾纷争激烈的排。我和从大连来的曲洪华在排里以及连队中备受尊敬的大瑞的带领下，参与了接听长途电话的值班工作。仅过了一个月，我便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被连队选定为未来干部培养的对象。尽管我对大瑞十分友善，她却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更倾向于曲洪华。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队内部逐渐兴起了一股风潮，传言说1971年的入伍新兵大多来自社会，性格复杂，不单纯。这股风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也是大瑞与我保持距离的缘由之一。然而，实践证明，我们这批人却是纯真得如同白纸，不知如何施展手段争夺权势，更没有野心。相反，那些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入伍的学生兵，他们的心思才更加复杂。就以曲洪华为例，他后来竟成为了7连连长。
初至连队，便听闻众人都纷纷寻求入党、晋升为干部，几乎无人愿意退役。于是，便有了为入党而尝食猪食的于光，其事迹经过一番炒作，竟然真的达成了目标。起初，我对此并不明了，直至与于光同在食堂的环威一番指点，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全是他的故意之举，根本无需真的去尝试猪食。
令人费解的是，大家似乎都不愿退役，我对此感到困惑。军队生活缺乏自由，连发型都有严格限制，每月仅领5元津贴，为何无人想离开？经深入了解，才得知大家都渴望能够晋升为军官。
随着七连指导员晋升至团部，按常规逻辑，鉴于大瑞同志的威望、业务素养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她理应被选拔为连队领导。然而，一年过去，她不仅未能获得晋升为连队领导的机遇，甚至还被安排了复员。此事在连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战士们对现任连队领导和我们所排的某位排长产生了诸多不满，显然她们担心大瑞的提拔会威胁到她们未来的前程，于是先行除掉了这位潜在的障碍。因此，大瑞的好友于进对此事感到异常愤怒，在随后的退伍军人聚会上，我们全排合影留念，但她坚决不让那位排长入镜。从这一事件的发展态势来看，我自然也成为了潜在的障碍，因为指导员已将我定位为未来连队领导的培养人选。
经过半年的磨砺，指导员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向我透露了这个重要消息。因此，我决定留在炊事班继续磨炼，以期在未来能够取得显著成绩，并有望晋升为连队领导。然而，随着指导员的升迁，排长们乃至连队领导们均对此事有所耳闻，我顿时成为了众矢之的，失去了依靠。我预感到自己的境遇将与大瑞相似，更可能引发众人的嫉妒。这让我首次深刻体会到了“树大招风”的道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过于张扬，正如董家之所以屡遭困境，正是因为家族成员个个聪明绝顶，锋芒毕露，缺乏圆滑。我不喜欢那些充满内斗的三国故事。因此，我们家族也从不参与内斗，常常因此失利。
踏入炊事班，我结识了一众来自不同分队的战友。我们的班长刘小玲，一位地道的河北姑娘，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她既严谨又充满人情味，头脑更是聪明伶俐。因此，众人对她都心悦诚服，她所指示的方向，众人无不全力以赴。
来自四分队的1970年入伍的环威，乃通信兵世家之后，炊事班中更是人见人爱、机智幽默的宝贝。她的谈笑风生往往能让人忍俊不禁，笑得前俯后仰。她时常挥舞着那长达一米的大锅铲，仿佛在跳舞一般，却常常因过于投入而将夜间的饭菜炒糊。
来自6分队的1969年入伍的于光，身为干部的后代，却整日身着破旧衣衫，衣衫褴褛，一副脏污的形象，却刻意装作一副革命者的模样。
1971年的兵贺先，同样出身于干部家庭，与我同属一分队。他平日里总是装作愚钝，时常犯错。
1971年入伍的刘莉，隶属于一分队，她的原籍是公安部。
1971年的兵石岩，迎来了一支来自工程兵的二分队。队员们身材矮小，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活脱脱就像一群俏皮的小鸭子。
1969年，兵蔡海华驻守于某军队大院，他每日身着整洁的制服，与于光那略显邋遢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终，便是我们唯一的资深男职工，郑班长。
日复一日地轮值三班，时差常常导致错乱，大家坐在一起，食欲大减。因此，我们炊事班的职责尤为重要，一日之内要准备四餐，每餐都要变换菜品，竭尽全力让战友们能够享受美味，同时还要将菜肴炒得香气扑鼻。早餐时，小咸菜的种类便有十余种之多。
一日，负责采购的环威愁眉不展，抱怨着剩余的米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灵机一动，心想即便不是糯米，不妨尝试制作酒酿，或许众人会喜欢。于是，环威购来了酒曲，并寻得一个大白盆，我将酒曲与剩余的米饭拌匀，用盖馒头的白被子严实捂好。
一周之后，那经过精心发酵的酒酿散发出浓郁的酒香，宣告了大功告成的喜悦。中午时分，我们用这酒酿熬制了一锅三人合抱般粗细的稠酒酿汤。将汤放置在架子上，刘班长和环威各尝了一口，随即皱眉吐出，称之为像馊掉的米汤。我心头一紧，急忙尝了一口，却觉得尚可入口，酸甜适中。虽然不及糯米酒那般甘甜，但酸味却颇为开胃。我不禁好奇，不知战友们到来后会作何评价。
午餐时分，女兵们热议纷纷涌进食堂，用完餐后，喝汤时引发了一阵热议。有人好奇询问汤的种类，有人询问制作方法，甚至有人抱怨汤有异味。意见不一，有人称赞味道佳，有人却觉得难以下咽，最终只剩下一小盆汤。尽管评价不一，但大多数人还是尝试了，心头的疑虑也随之消散。
次日用餐时，几位女兵前来询问是否还有前日的剩饭馊米汤。我回应因担心大家不喜欢，今日并未准备。她们紧接着询问是否有剩余的，我随即拿出昨天的存货。离别之际，她们表示若喜欢，希望未来还能继续提供。
未曾想，一个灵感的闪现，竟彻底颠覆了连队的饮食习惯。每至酒酿汤的制作，无不瞬间告罄，由此孕育出一群钟爱以剩米饭为原料制作酒酿的女兵。
炊事班里承担着一项独特的职责，那就是前往位于连队稍远处的猪舍进行喂养。掌握驾驭三轮车的技能，是每个成员必须掌握的第一项技能。要想顺利从炊事班毕业，每位成员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而真正的毕业仪式，则需亲自动手宰杀一头猪。
那天恰逢刘莉执掌杀猪大任，情形却与往日大有不同，她显得颇为犹豫不决。待众人将猪牢牢束缚，那嗷嗷叫唤的牲畜令刘莉心生畏惧，她不仅手不自觉地颤抖，甚至不敢上前。在众人的鼓励声中，她终于握刀刺向猪的脖颈，然而力道不足，仅划破了一层薄皮，渗出些许血水。刘莉目睹这一幕，瞬间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众人急忙将她扶至卫生所，医生诊断她为血晕症，说明她不能接触血，一遇血液便会昏迷。令人意外的是，世间竟有此等病症。
忘了谁帮她杀了猪。
另一次，贺先宰杀了一头猪，那猪四处逃窜，将炊事班的院子搅得一片狼藉。我们尽管竭尽全力，却始终未能将其捕获。无奈之下，只得请来邻近我们食堂的五连食堂班长，这才终于将其制服，交由贺先完成宰杀。那天，贺先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几乎要被吓昏过去。
在那轮到我接手的一年，我分到的竟是最瘦小的一头猪，其体型之小，甚至比其他同伴短了一半。郑班长似乎总爱与我作对，不断指责我饲养的猪无法长到200斤。那头猪终日卧躺，肥胖的身躯连起身进食都显得异常艰难，短短细细的腿脚时常摇摇晃晃。我不得不亲自拿着勺子，将饲料小心翼翼地送至它的嘴边，它才能躺在那里慢慢享用。
这一天，我们终于迎来了宰猪的时刻。我特地向五连炊事班的班长傅世安请教，询问最佳的刺杀位置。他耐心地指导我说，应该从猪的脖颈斜向心脏切入，如此一刀下去，猪便能迅速离世，而不会感受到痛苦。这条路径仅此一条，稍有偏差，便会误入骨缝，不仅无法致命，还会让猪承受额外的痛苦。
猪儿们被紧紧捆绑，安置在特制的板床上。我特地请来五连的炊事班长现场观摩，反复演示了刀入猪心的路径，他连连称赞我的手法精准。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紧咬着牙关，果断地挥刀刺入，精准地击中猪的心脏，猪儿立刻安静下来。众人都对我赞叹不已，我也为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豪。以往，我总是喜欢观看别人杀猪、剖膛，如今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从一个从不沾手杀生的人——从不杀鸡、鱼、兔子等——我如今亲手宰杀了一头猪，终于可以自豪地从食堂的学徒行列毕业了。
经过一番修剪，剖开肚腹，郑班长总是阴阳怪气地嘟囔着猪瘦。肥壮的猪都难以起身，他却说瘦，这让我感到颇为不快。直到称重时，他告诉我205斤还是210斤，这才说“还可以，还可以，已经达到200斤了”。我心中暗自想，若是将一头最矮小的猪养至200斤，实属不易，这总算暂时堵住了郑班长给我使小鞋的嘴。
直至环威申请入党，来征询我对送郑班长何款烟的意见之时，我才恍然觉悟。原来，我从未行过任何腐败之举，也未曾向他行贿，因此他对我总是态度怪异，屡找瑕疵。难怪我一直未能入党，但即便我离开了炊事班，我也未曾向他献过任何礼物。真是傻得可以。他们还常说我们这些人来自复杂的社会，若是稍微复杂一些，我早就入党了。
环威总是喜欢与我相伴，她常常觉得我与旁人有所不同。记得有一次，连队组织大家学习林彪的语录等资料，而我却沉浸在《反杜林论》的阅读中。环威来到我身边，好奇地询问我为何不阅读林彪的语录。我回答道，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为关键。只有掌握了基本原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林彪的著作。我劝她放弃阅读林彪语录，转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她听了之后，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既感到困惑，又觉得新奇（实际上，那时我心中已有自己的想法，认为《矛盾论》仅阐述了对立统一，却忽略了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等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实践中颇具实用性。至于林彪的语录，我也觉得不尽如人意）。
随着时光的流转，刘班长即将退役，我们心中充满了不舍。每当她有机会，她总会设法为我安排回家的机会。记得有一次，五连的炊事班长设法弄来了一只小狗，我提出想要它，刘班长便特地批准了我回家去接小狗。由于刘班长多次让我回家，即便炊事班的人向连队领导告发了她，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复原的安排。
我总觉得，我们总是将那些善良、有才能、聪慧之辈安排退役。
随后，张小简自校门一别便投身军旅，如今成为了炊事班的班长。那股刻板与偏执的气息，竟将校园里的那一套规矩也一并带到了这里，从宿舍到炊事班，排队成了日常，仿佛将分队的管理模式全盘照搬。他丝毫不愿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炊事班原本的面貌一无所知。因此，大家普遍感到不适应，我也随之萌生了几分抵触情绪。刘小玲的离去，将炊事班的欢声笑语一并带走，而张小简的到来，更是让整个班集体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氛围之中。
一日，于光召集众人停下脚步，宣布当晚将前往托儿所举办聚会。我与环威准时抵达，却见于光早已备下了丰盛的零食与水果。于是，我们畅谈古今，倾诉了不少心中的不快，心情亦随之舒展。我们视于光为至交好友，她更是热情地鼓励我加入党组织。然而，她却未曾透露入党的秘诀——那便是无需向郑班长献上礼物，否则休想如愿以偿。最终，我并未在炊事班完成入党仪式，而是回到了分队。
十年后的聚会上，张小简终于向我坦白，过去每当我被提名加入党组织时，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指责我家庭背景存在问题。那些说我的父亲没问题，却声称我的祖父有问题的人，正是于光。她心胸狭隘，嫉妒心极重，生怕我入党后能被提拔为干部，视我为她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障碍。这让我意识到，那些表面上对你极好的人，往往可能是你最需防范的陷害者。
我终于完成了炊事班的训练，重返了一分队。然而，回首过去，我庆幸自己并未选择加入党组织或晋升为干部。在我看来，部队的生活并未让我感到称心如意，它极大地束缚了我的个人成长。毕竟，我并非立志成为一名军官。
董进进，一分队最后一排右一。
若无法入党提干，便不应让时光虚度。正当此时，张铁生之举尤为引人瞩目，他考试得零分却得以成为工农兵学员入读大学。我心中不禁感到异样，我们的前辈在投身革命时，诸多人连字都不识，更不用说精通战术或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恰恰是进入革命熔炉般的部队，他们才开始学习识字读书，进而进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聆听中央领导授课，从而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带领部队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因此，让张铁生这样的学生上大学显然是错误的，部队理应成为向地方输送人才的摇篮。
我向指导员提出了我的建议，即在不上机的时间，可以将大家召集起来共同学习，这样比起终日沉迷于打扮、闲聊或是玩扑克，显然要更有益。考虑到许多战士因文革而错失了学习机会，我提议成立数学学习小组、自然科学小组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小组。指导员认同我的观点，并希望将连队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以期获得上级领导的好评，并继续提升自己的职位，因此他欣然同意了我的提议。至于是否设立了语文组和历史组，我已记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自愿报名加入了相应的学习小组。
身为马列小组的一员，成员总数介于三至四人之间。其中包括王维平（隶属二分对队）以及赵平（归属于四分队），还有陈副指导员。我所教授的第一课是艾思奇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的父亲、大伯董启文、大姑董启翔都曾阅读过此书。在南京防化兵学校，他们的革命地下小组也曾以此书为学习材料。马克思的《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尽管我们未必能完全理解《资本论》，但艾思奇的这部作品却以简洁明了的方式阐释了《资本论》的精华。我相信，借助我的讲解，战士们也能领悟其深意。因此，我已做好准备，进一步阐述那些关键名词。
开场之际，指导员将未能登录系统的全体人员召集一堂，聆听我的授课。实则我从未有过授课经验，内心不禁紧张，且伴随着焦虑。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平复情绪，开始讲解市场经济、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值、剩余价值等概念。同学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对于这些对他们而言陌生且新奇的专业名词。那时，我国正处于文革时期，资本主义被视为眼中钉，人们宁可选择社会主义的贫瘠，也不愿拥抱资本主义的萌芽。在那个年代，市场经济尚不存在，更遑论其理论。然而，在无形之中，我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人才，储备了相关的知识。由于内容新颖，同学们的提问也络绎不绝。
课后，同学们纷纷热议，连队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即便是排队前往食堂，亦或是回到宿舍，争论声此起彼伏，共同探讨市场经济。其中，关于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定义与理解，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多年后，在部队的聚会上，他们一致认为我当时的观点过于前卫，以至于他们难以理解。
数学课堂亦如火如荼地拉开帷幕，由高三学子高敏担纲主讲。在此期间，指导员引领我们开展了社会调研，走访了南苑机车车辆厂（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并前往北京大学对正在进修的通信兵进行了采访，足迹遍布诸多地方。事实上，指导员对政治形势并无深入了解，我们采取的做法与全国革命形势相悖，但她并不知情，误以为此举能赢得上级的赞誉和晋升机会。于是，她向营部领导作了汇报，夸大了连队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结果，营部领导下令暂停数学组和自然组的活动，仅保留我们的马列小组，直至我1975年离开部队。
一列中，左侧第一位是董进进，紧随其后的是王维平，而陈副指导员则位居第三；第二列左侧，第一位是马指导员，紧接其后的分别是石岩与齐淑平。
“你这是反对周总理吗？周总理曾明确表示，工农兵学商都应该学习英语。”最终，王连长无言以对，我继续利用休息时间阅读书籍，学习英语。
趁着回家的机会，我又将家里众多的私藏书籍带回部队阅读，包括《克里姆林宫的13天》、《怎么办？》、《进退维谷》、《格瓦拉日记》、《卢梭传》和《黑格尔逻辑学》等，种类繁多。我利用这些书籍来充实自己的知识，避免总是局限于阅读毛选和林语录。我深知，仅凭个人的阅读是难以通过的，于是设法让连队的领导也加入阅读行列。果然，领导主动询问我阅读了哪些书籍。我立刻将这些内部书籍借给她们，并向她们强调这些书籍难得一见。由于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对这类书籍充满好奇，纷纷借阅。由于有了跟班制度，领导原本需要跟随，但她们巧妙地推脱责任给分队长，从而合法地开始阅读除毛选以外的书籍。
得益于我的启迪，众人纷纷认识到知识的珍贵，入党、提干不再是唯一追求。随着工农兵学员重返大学校园，军队的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都渴望进入大学深造。那些有渠道的人陆续被调至大学，海军将领也纷纷将子女送往学府，通信兵中的精英也纷纷加入其中。军队与昔日大相径庭。为了稳定军心，连队召开大会，要求大家表明心迹，承诺安心在连队工作。果真有人准备好了发言稿上台宣读，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刘西尧的女儿。她上台宣读自己的决心，表示将一心一意扎根工作，绝不离职去上大学。然而，第二天，她还是踏上了大学的征途。
对她此举的深刻印象，源于她那表里不一的行为。你明明已经知道自己将要踏入大学校园，却为何还要虚与委蛇，欺骗领导和同仁？起初，我对她并无太多了解，未曾与她有过交谈，正是她的表态以及次日便离队升学，让我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试图跟随范阳春一同进入大学，但最终未能如愿，竞争太过激烈，作为非通信兵嫡系的我，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资格。（然而，最终我还是顺利进入了大学，这得益于父亲的老战友余英的帮助，我对他心怀感激，是他让我得以踏入国防科研的领域，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刻，我已坚定地选择告别军旅生涯，计划在退伍后投身技术学习。像我这样与众不同，不愿随波逐流的人，连队也对我失去了留恋，终于在1975年，我得以退伍，内心充满了喜悦。尽管我在连队多留了一周，王连长还好奇地问我：“你不是打算复员吗？怎么还不启程？”我回答道：“我已经完成了复员手续，只是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处理完后就即刻离开。”
我首先查阅了相关文书，询问他是否我的档案中存放着由七机部二院寄来的大量所谓“黑材料”。他一番审查后，证实了我的猜想。随后，我与五连炊事班的班长及其他多位朋友道别。在离开的前一晚，我竟做了一个梦（我很少做梦），梦中情景清晰至极。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那份喜悦难以言表，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宛如真实发生。梦醒时分，虽然知道那只是梦境，但并未让我感到失落。我坚信，这个梦预示着我终将踏入大学的殿堂。
我整理好个人物品，与同连的好友逐一道别，并将精心准备的文章礼物一一送出。回顾2019年的战友圈，我发现许多人分享了那些由我执笔的文章，这让我倍感欣慰。她们将那些文字保存至今，若让我如今重写，恐怕难以再写出那样的语句，那种深度与文采。
踏入部队，我顺利完成了身份的过渡，我的档案与户口得以再次在北京安家，这一切都得益于原连队指导员郭文龙的悉心寄送。对部队心怀感激，它让我领略了文革时期独特的军旅生活。部队还让我结识了众多战友，我们至今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我何时返乡，总能参与聚会，总能翻看那些逐年积累的照片，见证着我们从青春走向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