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轻去如云。
萧木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徐景贤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占据要职，一时声名鹊起。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以及文革的落幕，徐景贤同样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最终被逮捕入狱，接受了历史的审判。
在这十年风云变幻之际，徐景贤经历了众多鲜为人知的曲折变故。出狱之后，他如何去适应并迎接全新的生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他离世之际，徐景贤的至交好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以一篇《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深情缅怀，细致描绘了徐景贤后半生的波澜壮阔。全文如下。
一
门外，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这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里，人潮汹涌，黑压压的人群填满了整个空间。哀乐在空气中缓缓流淌，带着缕缕幽幽的哀愁。我随人群缓缓跟进，脚步沉重而无声，缓缓前行，朝着那被玻璃器具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靠近。
你悠然地与这74年的时光告别，悄无声息地离去，身后既没有喧嚣的媒体报道，亦不见繁花似锦的灵堂布置。你的离去，宛若一片随风飘散的白云。你一生朴素节俭，未曾打算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曾留下只言片语，你的遗体更是无偿捐献给了社会。
当我向你提及对遗体捐赠的担忧时，你嘴角轻轻上扬，言语间流露出淡定与开明：“萧木啊，假如我先你离世，那我将留给你的最后一刻形象，便不再是单纯的我，而是转化为国家医学研究的一份贡献。不妨深思熟虑，这不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吗？”
“是否保留遗发以作纪念？”您短暂犹豫后，最终决定留下这一份纪念。
踏入五十岁门槛，我的双鬓已染霜，而你却仍保有那乌黑闪亮的秀发，这让我不由得心生艳羡。你轻笑回应，或许这就是遗传基因的神奇力量吧？我还记得，我父亲直到七十高龄，鬓角才逐渐显现几缕银丝。实际上，发色的深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人的实际年龄。
我深知。当您勾勒出那最后的笔触之际，心中定是涌动着对那位始终深藏于您心中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深切缅怀；同时，您也想起了自己的两位女儿以及那两个可爱的小外孙，您期盼他们能永远铭记，曾有一位即便不细观也显得黑发浓密的父亲与外公。
然而，老徐，您在我记忆中最初的模样，比现今更显年轻，鬓发亦更显其乌黑与光泽。往昔，您以那个时代流行的“一边倒”发型示人，发梢从额头轻轻垂下，几乎拂过眉心，乌黑且光亮，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二
那回，我与老友徐景贤的首次相聚，恰巧是在1961年春末夏初之际。
“萧木同志，您来了？抱歉让您等了这么久！”……
我直言来意，他立刻点头允诺。紧接着，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里，尽管没有预备一杯清水，我们却围绕共同的文学爱好，展开了如同春日暖阳般愉悦而深入的对话。他的儒雅气质、锐利的洞察力和温和有礼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更令人惊喜的是，第二天午时，他已完成了评论稿，并亲自将它送达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离开时挥手的身影，至今依然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彼时，我们尚且年不过二十有零。老徐，这位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群中，无疑是书卷气最浓的一位。他不仅对政治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更洋溢着一种饱满的革命激情；然而，他的激情是含蓄的，并非那种张扬外露、咄咄逼人的风格，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交往，方能深刻领略。
或许正是我们均在行事和为人上崇尚谦逊有礼、不事炫耀、不事夸张，这份共同的气质使我们尤为投缘。他总以兄长般的温暖与关怀守护着我，这份深厚的情谊，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
在1962年的夏末秋初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推出了短篇小说《探索》。起初，这部作品颇受好评，但后来得知，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性的批评。有人指责我在对大跃进进行负面描绘，甚至提议公开发表批判性的会议纪要。实际上，我初衷是想要赞颂大跃进，视其为一场伟大的“探索”，并希望从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有人将我的作品误读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又变得异常紧张，以至于对于作家协会的通知开会，我也变得不敢再轻易应约前往。
数月之后，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再次邂逅了对《探索》的深入评论。文中虽不乏对某些缺憾的指出，然而，整体而言，特别是从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它对《探索》的赞誉与认可显得尤为真挚，令我深感触动。而这篇评论的作者，正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在党内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逐步扩散，我迫切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变化，于是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对马列主义的深入研习中，有时甚至采用了急功近利的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与此同时，老徐加入了由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设在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他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开始着手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然而，我对《内刊》（又称《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篇文章都必读无疑，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精心润色而成。
岁月流转，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与“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加入了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队伍，继而成为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书的幕后笔杆。到了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的集会上，以老徐为首的写作小组响亮地提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即便是文人雅士，也纷纷投身于造反的洪流之中，他们组建了一个组织，起初并不敢自称司令部，只是以一种含蓄的命名，称之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中，我满怀热情与勇气，毅然决然地融入了文革的汹涌浪潮，决心投身于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之中。然而，随着编辑部主副主任相继遭受冲击，我这个编委便成为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跻身当权派行列往往意味着易招非议，难以保全自身。因此，我无意中成为了党刊内部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在余庆路机关食堂目击了当权派可能诉诸武力的一幕，恐惧之情油然而生，改造自我的决心开始动摇，我便趁机逃离了那片是非之地。逃亡的方向并无明确，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整夜，直到筋疲力尽，昏昏沉沉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密集的静安公园。那里通宵灯火辉煌，人潮涌动，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那个瞬间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正面描绘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想法。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着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忘却了饥饿与寒冷。
仅经过两天的艰苦支撑，我便意识到这样的境遇难以持久，天色也预示着即将迎来一场大雪。恰在公园门口，我偶遇了一位与我关系紧密的党刊造反派的领导人，于是我便诚恳地请求他帮我寻找老徐，并表达了我希望迁移至他处寻求庇护的强烈愿望。
夜色渐浓，武康路2号联络站的厚重绿漆门在回声的交织中缓缓开启，我踏入喧闹的大厅，众人正热烈讨论着。突然，老徐从人群中转身，迅速朝我走来。正如他在《十年一梦》中多年后所描述的那样：“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帽，解开棉袄的扣子，热气蒸腾的头发中，我慷慨陈词……”但今次，他是专对我一人：萧木啊，你为何至今才觉醒？我一直都在等待你的行动！不过，革命不分先后，勇敢反抗就是胜利！
“放心在此歇息，你的安危自有保障，饮食起居无不周全，图书更是琳琅满目！”——眼前的老徐，又重拾了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模样。
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即将将1966年送入历史的长河，上海城沉浸在一片混乱之中。老徐则像旋风一样穿梭于街头巷尾，日夜不停地忙碌着，而我却独自蜷缩在狭小的居室内，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和报纸（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年党刊某一派人士曾试图登门拜访我，幸好被老徐及时制止，然而彼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的未能与时俱进感到愧疚与不安，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的风潮而心生敬意与喜悦。然而，有时面对这位原本温文尔雅的老友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激进，成为革命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我心中不禁感到几分难以置信。
怀疑证实了。
起初，老徐是在接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同志多次来电指示之后，方才开始涉足造反行列的。因此，他频繁地受到红卫兵及工人造反派的讥讽，被冠以“奉命造反”的标签。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宣读的《造反声明》，该声明不仅在上海，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该声明的成稿过程则颇为曲折，几经写作班中几位才华横溢的成员对其初稿中“造反精神”不足之处提出多次“炮轰”，并在反复打磨和修改后，才最终定稿。
我并无此意，非为已故的徐某寻求辩白，而是旨在揭示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需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造反精神”的缺席被视作一种耻辱。当时，周围秀才们对他的严厉指责，实则出于一片诚挚之心，用那时的言辞来描述，便是“援助战友”。
在1968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里，位于前排右侧的成员是萧木。
“你只需专注于搜集传单与各类小报，此行为或许能为你的未来小说创作增添助力。”
惊喜之余，我索性将铺盖一同搬来。白天，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搜集资料；夜晚，则整理并记录。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便如山般堆积。随着市革会和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加入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的上海组稿组以及市委的写作组。写作，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加之有那么多书籍可供研读，尽管工作繁忙，常常夜以继日，但内心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此后，尽管在众多群众集会上，我仍能目睹老徐激情澎湃的演讲，看到他挥臂高呼，台下群情激昂，但在我心中，他似乎并未真正感到快乐。
自1968年下半叶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坐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之上。大院住宅区的翠绿草坪旁，停放着几辆专属几位市委、市革会要员的黑色轿车，其中不乏马天水、徐景贤等资深与年轻领导。透过窗户，我目睹他们频繁出入车门，然而对于他们的行踪，我并未过分关注。偶尔会听闻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在权力争夺中的传闻，然而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也未曾有过探究的欲望。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老徐在我心中的那个飘逸自如的形象逐渐消逝，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体重急剧增加，常常身披一件鼓胀的蓝布棉大衣，这让他显得更加笨重、拖沓，背部也显得略微凸起。我能想象，他承受着何等的压力。
一日，他无意间踏入我们的办公室，我怀着关切之情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与近期工作情况。他仅用八字简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他多年前赠予我的那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景象——湖中的船民因湖面结冰而无法前行，而湖冰也难以承受单人站立之重。为了给船民运送食物，岸上的人们只能手握竹竿，匍匐向前，每一步每一寸都如同踩在薄冰之上。这种心境与老徐当前的境遇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不禁心生几分哀愁。
“的确，长时间不挥毫泼墨，笔锋难免会生涩。”老徐长长地叹了口气，感慨道：“胡适先生曾言，身为过河的卒子，唯有竭尽全力向前。我亦如此，恐怕一旦想要回头，也已是无路可通了！”
在这声叹息里，固然夹杂着几分自豪的涟漪，但无奈与哀愁的情感却占据了更为主导的位置。
“萧木啊，你的政治观念过于单纯，有些事宜虽可行，却不宜随意谈论。”
未曾想到，老徐已经攀升至高层职位，他所言不过是官场常态，他的缄默实则是对此的默许——这不正是在示意你们可以先行处理再报告吗？后来我将此事透露给朱永嘉，老朱一听便洞察了其中的深意。在他的周密策划和精心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事齐心协力，从1973年初开始，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众多文艺类期刊。
这份熟悉感源于我多次在远处瞥见他的身影；而陌生感则源于这是我和他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刻。他，正是王洪文。
“这位是萧木同志，他是一位从工人阶层走出的作家，过往曾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深刻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关键点。首先，他特意提及我过往的工人身份，其用意显而易见，旨在缩短与王洪文之间的距离，以便使他更易于接纳我。据此推论，第二点可能暗示我将承担一项与王洪文相关的任务，尽管具体内容尚不明确。至于第三点，它关乎两位传闻中摩擦频发的市委和市革会领导人，他们似乎因某些原因产生了携手合作的愿望，而老徐则是第一个伸出和解之手的人。
终究是最后一项带给我一丝慰藉，然而前两项却激发了我众多的疑惑，让我心中难以平静，忐忑不安。
细品米饭，宜慢不快。细嚼之，待其甘甜渐生，然后徐徐吞咽，此举更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王洪文对此表示认同，他这位平时吃饭如同灭火般急促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新鲜。但蕴芳大姐却直截了当地指出：“别自吹了！你那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饮食习惯，胃病都找上你了，还侈谈细嚼慢咽呢！”王洪文疑惑地转向她：“你也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微笑道：“是的，有些，但不算严重。”
餐后，老徐引领王洪文及我步入内室，紧闭房门。随后，他们神色凝重地对我简述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生的，一场被誉为“势如破竹，有炸平庐山、令地球为之停滞”的激烈交锋。这段叙述深深地震撼了我，也让我明白了为何王、徐二人能短暂地携手同行。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策划，旨在首先拿张春桥开刀，这一情势无疑为王、徐二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面对如此强敌，他们自然产生了摒弃旧怨、携手抗敌的共识。
随后，老徐出示了文件，向我详细解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精髓，以及闭幕会上对全党提出的“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他紧接着透露，自己与王洪文已达成共识，决定每天中午抽出两个小时共同研读马列经典，并持之以恒。但他也坦言，有些地方感到难以领悟，因此希望能请我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我心中清楚，老徐完全具备自学的能力，无需额外的指导。尽管他并未明说，但我却能领会，他如此用心地安排，实则是为了激励王洪文一同加入学习。尽管如此，我仍旧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职责，其目的纯粹是为了鞭策自己多读书。
这段学习经历孕育了稳固的习惯，且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起初，这一团体仅由徐和王二人组成，但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多位新伙伴的加入。据悉，他们所研读的书籍均为毛主席亲自挑选，内容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杰出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共计三十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各界精英，共聚一堂。
在那个年代，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只因我兼职担任了这份辅导教师，竟使我三年后得以被调往京城。起初，我投身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十大会议落幕之后，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宣称，毛主席交托给他的首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于是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任。我依旧坚持不懈，每日为他辅导两小时；随后，陈永贵、吴桂贤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起研读了三十本书。
在此阶段，我有幸负责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草拟多份简明文件，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相关文字工作。此外，我在《人民日报》亦担任了相应职务。
心中不禁涌动起一丝苦闷之情。这份苦闷并非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企图，而是源于他们“一仆多主”的现状，使得他们很少能够有闲暇时间亲自挥洒笔墨。
在1970年4月，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侧第一位）进行了友好的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并未真正得偿所愿，尤其是那场发生在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使得他内心深处的愧疚感长期挥之不去。在此，我不愿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性质作过多阐述（注：若想深入了解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指出一点：这仅仅是文革狂潮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小浪花。然而，这朵小小的浪花却牵动着从基层到中央的诸多层面，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游戏中所体验到的无奈与尴尬。
一些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语句进行曲解，并无限拔高其含义。他们首先在若干基层单位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批评浪潮，随后向上级市委提交报告，强烈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该报告送达康办后，王秀珍与马天水已签署了同意意见，正焦急地等待徐景贤的回复。
无人能窥见老徐内心所承受的激烈思想斗争，然而，最终，他成功地勾勒出了一个象征着认可的圆满圆圈。
我深知，老徐对友情的珍视非同寻常。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解散之际，他精心为每位成员筹划细节，力求全面关照，便可窥见一斑。然而，他设计的那个“O”符号，却在几位文友之间长久积淀的深厚情谊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根据他的安排，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自1959年起便与他结识的挚友、《朝霞》杂志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得到他热情扶持的年轻作家。
陈冀德与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困境，如同四面楚歌。他们陆续给我写信，向我倾诉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艰难与挑战。
王洪文
此事亦与王洪文牵连颇深，显而易见，他明确地站在了王秀珍的立场上。
“看来是误会一场，如同大水冲塌了龙王庙。”他轻声安慰我道，“请不必过分在意，我已经指示他们停止了批评。”
自事件爆发至风波平息，不过短短数周时间。紧接着，张春桥亲自介入，展开调解工作，风波迅速得以平息。
老徐陷入痛苦。
不过是为了那顶象征权力的帽子。但身处其中的老徐深知，他所经历和感受的远非如此简单。他孤独地承受着那些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的痛苦。
同年五月的某日，我因私事重返上海，顺道探访了老徐。一出现于他的视野中，他便毫不犹豫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情绪激动地向我表达歉意：“萧木，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对于老朱、陈冀德，还有你，我都感到深深的愧疚。”我回应说，我已经与老朱、陈冀德进行了会面，他们均表示理解，并无责怪的意思。
他说：“每当他们对我宽容，我的内心愧疚便越加深重。岁月如梭，若干年后，徐、朱、陈以及我等数人，历经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尝遍人生百态，再度相聚，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谈到那个《朝霞》事件，我们常常相视而笑，仿佛清风明月依旧未曾改变。然而，那天我走出老徐的家门，沿着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漫步，心头却如铅般沉重。对于老徐，我难以明言，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还是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是远离官场纷扰；一旦涉足其中，尤其在如此体制之下，十有八九会遭遇不幸。”
当时，我竟浑然不觉，即便我自称并无过人之处，却不知不觉间踏入了悲剧的行列！
四
在文革落幕的时分，我的那部未竟之作《春江潮》不幸被贴上了“篡党夺权”的标签，沦为批判的靶子，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苛的革命审查。至于我本人，经历了从炮兵、步兵隔离室到秦城监狱的辗转，五年半的岁月匆匆而过。此后，我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命运多舛，于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进行了审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随后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开始了服刑与改造的生活。
监房之外，一条被称作“小阳台”的狭长通道曲折蜿蜒。追溯至往昔，英国设计师或许是为了满足通风需求，特意在通道中嵌入了层层叠叠的铁丝网，使得楼层之间能够透过网眼相互窥见。在一次偶然的短暂放风之际，我走出监房，不经意间向下望去，瞥见一名囚犯正弯曲着身躯，正在用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放在一个盛有热水的盆中。每当他用勺子舀取食物，饭碗便会随之轻轻晃动，摇曳生姿。这一幕突然让我想起了某个遥远的往事。
他轻声询问：“一切可好？”我坚定地点了点头，以同样的方式模仿着他的动作，张开嘴巴作出回应。他微笑着轻轻点头，用勺子轻触面盆，那微笑中透露着轻松、纯真，甚至带有一丝幽默。我明白，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安慰我，不让我因他的胃痛而担忧。然而，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上了眼眶。
春节落幕，考虑到大队部期望热衷于美术的年轻犯人能够习得一项“生存技能”，以便未来能有所依托，便决定让我与两位经验丰富的中学美术教师携手创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培训班。培训班学员经过各中队的严格挑选。由于课程设置不仅涵盖课堂讲授，还需个别辅导，我因而获得了在楼栋间、监室中自由走动的特殊许可。正因如此，我与徐老得以频繁相见。
初次相遇时，他正沉浸在拆解纱线的忙碌中。在提篮桥，这项劳作是所有在押犯人日常必做的任务之一，每日都有其明确的量度。但老徐似乎得到了特殊的关照，他甚至可以免于这项工作。我带着好奇询问他为何仍旧从事拆纱，他微笑着解释，他大多数时光都在阅读，拆纱不过是他放松心灵的小憩，而且并无严格的指标约束。
我再度探询他的胃痛情况，他回答称痛感并不剧烈，尚在可控范围内。只是用餐时不得不分批次，过量则会有压迫感。在酷热天气下无碍，但若遇寒冷天气，便不得不使用你所目睹的土法分食。那些负责热水供应的劳役犯对我颇为体谅，每次都会额外分给我一勺或两勺热水，让我在热饭时感到更为舒适。随后，他转而关注起我的健康状况，指出我似乎显得有些疲惫。我向他说明这里的环境相较于秦城已有明显改善，只是夜晚睡眠依旧不佳。他还提到中队里的学员私下里戏称你为“小老头”，说你的脸上总是挂着忧虑的表情。萧木啊，你真的需要学会放松，彻底放松！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生活不也过得挺好吗？
确实，在我记忆中，卸去领导职务后的老徐显得轻松自若。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赋予了他更加清瘦的身姿与英挺的气质，不再是往日的臃肿与拖沓，亦消弭了那副疲惫的模样。
面对家庭所需与子女教育，我该如何肩负起这份责任呢？
徐老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固然存在，我们何不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呢？秉持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乃是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崇高的荣耀。
你所言非矣！贫困被视为光荣，是特定历史时期所秉持的道德认知。然而，随着“金钱至上”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贫穷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已沦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默了良久，方缓缓开口：“我依旧难以置信，你的话语。”
徐景贤与夫人
重获自由之身，却又陷入劳改工厂的束缚。为了谋生，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勤奋工作。尽管我擅长书画，我的作品频繁变换署名，内容多取材于古史，却总是被禁止传播，四处遭遇阻碍。直到老徐出狱，我仍未走出困境。老徐在短暂的休息后，先埋头苦读，继而着手撰写回忆录，同样遭遇禁令，处处碰壁。但他的心态比我更加平和。我们偶尔相聚，话题总围绕共同的文学兴趣，他很少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显然，他的超脱与淡然，是历经人生波澜后所追求的精神境地。一次，我故意引出在提篮桥讨论的话题，提到如今媒体宣扬的“会赚会花”，富翁、明星成为热门词汇，就连小学生也开始攀比谁的父亲更有钱。那么，老徐，你是否还坚守“勤俭节约”这一被视为光荣的传统理念呢？
徐老坦言这确实出乎他的意料，随后他淡然一笑，说道：“这又算得了什么？孔子有一位杰出的弟子，名叫颜回，即便他只有一箪食物、一瓢清水，居于简陋的环境中，别人难以忍受的艰辛，颜回却能保持心境愉悦。难道我们不应向他看齐，这位被尊称为‘复圣’的颜回？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都能找到快乐，为自己创造幸福！”
在他这番言辞间，我脑海中不禁再次勾勒出昔日那位身姿曼妙、神态从容的老徐形象。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但他却增添了几分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睿智与处世圆融的风范。
“这又何苦呢？”说罢，我便将耳朵捂住。
徐景贤
在心底，我对老徐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尤其是在这段特别的时光里。最初，他的收留与推荐纯粹出自善意，毕竟谁都无法预知未来的走向。再者，尽管我后来的路途多舛，但这些曲折的经历实际上丰富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洞察，并非全是悲剧。人生本就丰富多彩，或许我后半生的旅程正是一段难得的际遇。我所谓的“执着”并非源于这些。数十年来，我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让我痛心疾首。写作是我生命的热爱，若不能继续写作，我的余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秋季，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亲自前来拜访，他们希望将我早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电视剧。这一刻，我脑海中立刻映现出老徐的形象。早在六十年代，他已凭借《年轻的一代》一片担任编剧，对于撰写电视剧本，他可谓是得心应手。经过一番讨论，他欣然同意参与。这一喜讯让我欣喜若狂，随即我便与制片人签署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堕民》一书所描写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独有的一个群体，他们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时常遭受公开的羞辱。关于这一群体的起源，众说纷纭，而鲁迅先生则推测，这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从明代到民国，这部作品涵盖了漫长的历史跨度，理论上不应存在太多禁忌。但为了防范潜在的麻烦，我和老徐仍小心翼翼地使用了鲜为人知的笔名。
这部连续剧于次年春末夏初在浙江横店拉开拍摄序幕，总投资高达四百万，拍摄进度已接近收尾阶段。然而，突然间，我们收到了一份停拍通知。原因是，根据我与两位制片人签订的协议，片头必须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而“莫莠”这个名字，是我少年时代的笔名，鲜有人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似乎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已经揭露，原来“莫莠”竟只是“萧木”的别称。
抱歉，让你们陷入困境了！
传闻那部被命名为《苦藤》的剧集终于如愿得以制作完成。然而，我不得不再次在一份标注为“自愿”的协议上签字，放弃了对署名权的追求，这让我与这部作品的联系就此中断。这让我不禁遐想，在我国电视剧的漫长历史中，是否还能找到第二个如此独特的案例！
得知这消息后，老徐起初颇感惊讶，随即自嘲起来。他心想，在我们看来，我们似乎都成了被人轻视的“堕民”，甚至比不上一般百姓。既然如此，那就做个“堕民”吧。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是“民”的一份子。保持着“民”的身份，依旧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渐渐失去了那份“自在”的体验。生活的重负与身体的折磨，使他不得不面对偏头痛、冠心病和胃病的反复侵袭。他的背影愈发佝偻，行走之间，单靠拐杖已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常常需要他人的搀扶。在去年秋冬之交，内耳不幸长出了胆脂瘤，破坏了平衡感，站立时便感觉天旋地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接受了两场手术。由于我已经搬迁至浦东，与他相隔甚远，因此在他每次手术之前，我只能夜以继日地拨通电话，轻声给予他慰藉。电话那头，总是传来他爽朗的笑声：“别担心！我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徐景贤
最为难忘的，无疑是那次的最终团聚，它发生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共同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时光。
竟有年迈者沦为窃贼？徐老喘着粗气辩解，那根拐杖的金属部件或许能换些钱，买上几块烧饼。他的话令众人心生惋惜，一时间无人出声，现场陷入了沉寂。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目光凝重地注视着那波涛汹涌、连绵起伏的壮阔海面，低声吟哦道：“曾经沧海，难为水……”
“非巫山云不属。”
徐老忽然改变方向，回忆道：“记得在1972年春夏之交，我们一同赴京参会。归来途中，路过南京，许世友将军盛情邀请我们稍作停留，一同领略长江的风光。在船上，我向他们提起你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那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语重心长地说道：“萧木啊，我建议你调整心态。你的那部小说标题‘长江的主人’真是妙笔生花！当年你立下志向，渴望成为长江之霸，如今岁月流转，可能难以完成那壮志豪情。那么，为何不试着成为自己生活的驾驭者呢？”
今夜，我在灯光的映照下，挥毫泼墨，创作了一篇简短的词句，心中所想，不过是要将这份雅作赠予老徐，好让他永远铭记我们此次游历的欢愉时光。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川交汇，天意交汇，激流奋勇相搏。远望之处，白帝山上的李仙峰映入眼帘，赤壁之战中的苏子瞻亦栩栩如生。金粉般的六朝繁华如流水般逝去，而那些在辞赋中流传千古的风流才子，其风采依然。时值清秋，桂花的芬芳弥漫四周，云朵与野鸭在空中嬉戏，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往昔时光，宛如隔世；眼前佳酿，早已溢满杯中。于是，任凭鬓发纷飞，轻摇小舟，迎着斜阳西下。举起酒杯，向着江水敬酒，放声高歌，评议古今，举杯邀天。暂且不言。夜幕降临，乌鸦在乌台盘旋，佳人泪如雨滴。
谁曾预料，在词句初现雏形之时，人却已踏上了遥远的征途，那次的公园漫步，竟演变成了永恒的别离！
五
10月31日，黄昏的余晖中，电话那头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经离我们远去。”今日下午4时30分，他或许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从发病到心跳停止，整个过程仅仅半小时。
仅四天之前，我们还在那湿地公园尽情嬉戏，转瞬已迈过96个时辰。这份转变，让人难以置信，又怎能轻易接受，又怎能心悦诚服地去接受呢？
近期，为平抚心头的苦痛，我随意翻阅《列子》，一篇名为《天瑞》的篇章映入眼帘。文中提及，古时之人将故去者尊称为“归人”——
若谓死者归往异土，生者便成了流浪者。若行而无归路，便是遗失了归宿。个体若失去家园，他人或许会责难；而当普天下皆无家可归，便无人能分辨其错。那些离乡背井、远离至亲、舍弃家产、四处漂泊却不愿回归的人，又有何人能称之为不狂不妄？世人必定将其视为放荡不羁之辈！
生命的归宿，终究逃不过归途的定数，这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如同漂泊的旅人，若总是远离故土，岂不沦为无根之木？这样的境遇不正是“浪迹天涯”的写照吗？老徐在短短的不到半小时内，便完成了从“旅人”到“归人”的转变，对他自己以及家人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幸福。我边读边深思，这样的感悟让我得以慰藉自己的心灵。
古语有云：“树倒方显其身躯之尺寸。”如今，即便老徐已经倒下，他却心胸坦荡，主动敞开怀抱，迎接众人的审视。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毅然决然地站在手术台上，任由医学专家们以锋利的手术刀，遵循严格的科学规程，对他进行解剖、切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检测。在生理层面，自然可以发现那些被病毒侵蚀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即便能够洞察盲从与失误，也绝无法揭示出那些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毒素”。相较今日官场的种种现象，我为能拥有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他的“生理遗体”无私奉献给了国家，更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深刻见解，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我们能够超越情绪化的、甚至夸张的革命批判，转而以科学的历史眼光，实事求是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细致的切片，开展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我相信，必将揭示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图景；这不仅成为大历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人们洞察大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