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在元帅之列，他因赫赫战功而备受瞩目；纵然在资历上不及陈毅元帅等辈，却因卓越的战绩而在十大元帅中位居第三。
朱德，身为总司令，自井冈山时期起，便与毛泽东携手并肩，以“朱毛”之联名，奠定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显赫地位。
彭德怀担任副总司令一职，在长征途中及抵达陕北的关键时期，曾临时代理总司令的职责。
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长河中早已确立其无可撼动的地位，林彪之外，其他军事将领均位居其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
若林彪仅此为小人，则凭借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以及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智慧，断不会让他位居元帅第三，更遑论最终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1.赵尔陆、2.孙开楚、3.毛泽东、4.谢金谷。
我们时常能从为毛泽东服务的同志那里听闻一些往事，而在跟随周恩来同志拜访毛泽东时，这种感觉亦愈发明显——林彪昔日的忠诚于主席之心，历历在目。
坚守这份忠诚，并非如世人所诟病的“口是心非，暗箭伤人”，而是体现为“直面挑战，不惧争执，背后却衷心赞颂”。
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尤其在军队领导干部群体里，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敢于直面毛泽东同志进行直言不讳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了鲜明印象的，仅限于两位人物。
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行为——摔帽、剃光头、挥动双臂痛骂——而声名鹊起，其事迹已载入史册，无需赘述。
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在井冈山岁月、长征途中、抗击日寇的烽火年代以及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林彪屡次对毛泽东提出尖锐的异议，其间不乏激烈争执之状。
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
“你怎的得知我有所了解？分明是你听闻，而我却是亲临前线目睹一切！”
不少人都曾目睹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据理力争，最终使得毛泽东无言以对，只得采纳了他的观点。
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卓越。尽管他与毛泽东主席曾有过几次观点上的不一致，但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的见解，最终都是依据其正确性来决定采纳与否。
原本，在工作场合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是极为常见之事。然而，随后的政治斗争却将这种意见的分歧简单化、庸俗化。非得是“始终拥护”，便是“始终对立”。
然而，此类肤浅且粗俗的评判绝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回声，它们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闹剧罢了。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
他每次造访主席，议题无不围绕工作展开，私交方面则鲜少涉及。
他察觉到主席鲜少展露笑容，不邀而入，且气质中透露出浓厚的军人风范，往往挺直腰杆，端坐端正，目光平直地凝视着毛泽东，有事便言事，无则便礼貌告退。
在讨论事务之际，往往面容严肃，按照规定进行汇报，听从指示，面对不同的观点，有的予以采纳，有的则展开辩论。
在争执之中，他未曾提高嗓门，声音始终保持着平缓的调子，显得格外平静。他常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事情并非如此。”随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
同志多次坚持己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
他仅在私下里与毛泽东进行面对面的争论，而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他始终保持着对毛泽东的维护与支持。每当取得成就，他总是将功劳归于毛泽东；一旦出现失误，则毫不犹豫地承担个人责任或集体责任。
主动让出主道，转而占据两侧的地域。
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英明，要归功于毛泽东。
林彪胜利后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些个别争论、公开的支持、直面挑战以及在背后默默赞誉的行为，使得他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并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全党大多数人的认可。
周总理曾多次对我们赞誉有加，对他推崇备至，赞誉道：“林彪才干出众，擅长用兵。”每当与林彪会面，总理总是显得格外尊重。林彪晋升为副统帅之后，总理对他的敬重更是与日俱增。
即便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在他那场反革命阴谋尚未公之于众之际，周恩来依旧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并竭力尝试修复这位统帅与副统帅之间日渐加深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例若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绚烂之夜，我们伴随总理提前踏入天安门广场。每逢此类盛会，总理总是一丝不苟地先行抵达，亲自检视各项筹备事宜。从桌椅的布局、座位的安排，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无不细致入微地审查。随后，他沿毛泽东主席的入场路线漫步，边走边留心寻找任何可能的不周之处。对主席的性情与习性，他深知一二。记得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贵宾，周恩来总理事先到场进行“预演”，在巡视过程中，他发现地毯边露出一根电线，便指着它说：“主席将由此经过，这根线应移至地毯之下，以免绊倒主席。”果不其然，当毛泽东主席抵达并接见客人时，其行走的路径与周恩来总理预演时一模一样。
此次，周恩来亦经历了一场“演习”，从踏上天安门，直至落座。从楼底仰望楼顶，毛泽东的座位位于右侧靠近栏杆的第一个位置，而他的对面，即左侧靠近栏杆的第一个位置，则是林彪的座位。
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中央领导人相继抵达。每逢天安门举行的活动，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总是早于毛泽东，他们会在大殿的休息室内闲谈。不久，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亦步入了休息室。室内设有屏风，亲王便在屏风之后稍作休憩。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此次林彪未按时出席。此前，总理曾致电林办，对方回应道：“林副主席身体欠佳，上午的活动已参与，晚间将不参与。”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同意参加。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说道，“林副主席的身体状况有些不佳，恐将稍晚些抵达。”
毛泽东轻描淡写地提及：“他对待自身的疾病，惯常运用一种近乎唯心的治疗方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在这夜幕低垂的“五一”佳节，毛泽东的着装已非昔日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的绿军装，而是换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伐依旧稳健，自信满满地步入大殿的休息室，面带微笑地迎接起立欢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那些愿意与他打招呼的同志点头致意，然后径直走到屏风后坐下，稍作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以合十礼这一传统的问候方式向毛泽东致意，随后与毛泽东并排而坐，开始了交谈。
毛泽东主席正于圆桌之东首悠然倚栏而坐，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翻译，以及董必武等一众嘉宾，亦依次就座。然而，西首的凭栏座椅却空无一人。那是专为副统帅预留的尊贵之位。
毛泽东的目光轻轻扫过对面的空置座位，随即转向西哈努克，与之展开交谈。
他最懂那空位的含义。
主席及各位副主席，统帅与副统帅，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除去在休息室中等待的时间不提，单在城楼之上倚栏静坐，便已耗时整整三分钟。最终，林彪神色略显颓唐，情绪低落，步履沉重地缓缓走来。
每当面临重大事件，毛泽东总能保持镇定自若，然而，作为一代英雄，尤其是在被公认为领袖之后，他更是无需多加顾忌，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好与厌恶。面对喧嚣之声，他明知林彪将至，却故意不予理会，继续与西哈努克交谈。西哈努克试图与林彪打招呼，但毛泽东滔滔不绝地交谈，目光紧锁，毫不松懈，以至于西哈努克只能匆忙瞥向林彪一眼，未能开口交谈，更别提握手寒暄了。
林彪，堪称性情平和，始终保持着那副不露声色的面容。自跟随总理数十年间，多次与其相遇，却未曾目睹他怒发冲冠的模样。唯独记得一次，他露出了无声的微笑——嘴角微扬，尚未完全展开，手便悄然按住了下巴。这一幕，恰巧被摄影师捕捉，被誉为“抢拍林彪微笑的瞬间”。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林彪在“九大”召开的前后似乎笑过数回，虽存有照片为证，但本人并未亲临现场目睹。因此，当他在表情淡然中，由服务人员引领至座位上时，我并未感到有何不妥。
令人感到异样的，是他竟未直视毛泽东；既未握手，亦无交谈，他独自陷入沉默，脸上带着不悦，默默坐下，面容阴郁，不语一声。
“林副主席，”性情温和的董必武关切地询问：“您近来身体是否不适？”眼神中透露着关心与体贴，他眯着眼睛专注地凝视着林彪。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裹着大衣，双手紧握在袖筒之中。尽管周围的记者们忙碌非凡，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他却对此浑然不觉，仿佛正与体内的寒意做着抗争。然而，我能察觉到，他的目光并未投向任何人，而是巧妙地用余光扫视着四周。每当毛泽东有所举动，他的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似乎随时准备对毛泽东的指令做出回应。然而，毛泽东的一切行为似乎与他无关，他并未给予任何交谈或招手的示意，甚至始终未曾正面看过他一眼。
林彪的浓眉数次轻轻颤动，他那阴郁而黯淡的双眸突然闪现一抹亮光，其中蕴含着锐利与激情。就在此时，董必武被毛泽东的谈话深深吸引，而林彪却独自一人，显得孤零零的。就在眼眸中迸发出那股火花的一刹那，他猛然起身，动作之迅速，不似病躯之孱弱，倒似当年在东北率军时那般果断。他起身转身，转身间，仿佛无人之扰，径自扬长而去。
彼时，卫士长成元功因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职，因此我接替了他的职务，承担起卫士长的重任。日复一日，陪同总理的主要是我与高振普。
起初，众人并未察觉事态的严重性。不久，焰火晚会即将拉开序幕，总理感到了紧迫，立刻命我们速去寻找副统帅。我们四处奔波，在休息厅等地询问，方才得知副统帅已悄然离开天安门城楼，未作任何告别，径自乘车返回家中。
总理接听了报告，片刻间陷入了沉思。我观察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之色，旋即恢复了平静。他缓步走到主席所在的圆桌边，向西哈努克总统解释道，林副主席因身体不适，今晚先行返回。
毛泽东心中自有一番计较，对此毫不在意。观焰火升腾，又与西哈努克闲谈数语。他一生坚信“斗争哲学”，从不介怀是否会“得罪”他人。无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只要有谁敢于站在对立面，毛泽东便毫不畏惧地迎难而上，且势在必得。晚年的毛泽东曾对尼克松的女儿及女婿坦言，他的一生不过是与斯大林的一场平局。的确，在他有生之年，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对手，他至少都取得了胜利。
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再到命令五位大将进行自我批评，从思想领域到宣传战线，再到组织架构，均呈现出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差异在于，在他们之间矛盾尚未演变为公开破裂之际，周恩来更加重视的是维护团结与稳定，关注的是政治影响，以及政策和策略的运用。
总理当时显得十分焦虑，紧急召集众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捕捉到了毛泽东与林彪同框的照片。摄影师们均表示未曾拍摄到相关画面，原本计划在两位领导交谈或表情更佳时再行拍摄，却未曾料到他们始终未曾交谈，也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照片，甚至从未有眼神交汇。更令人意外的是，林彪突然离场，从此未再归来。
总理当日情绪略显激动，对摄影师们发言时，其神态仿佛在宣告一段历史：“林副主席是否曾莅临？你们亲眼所见，他确实来了，是我亲自邀请的，他在此停留片刻，但遗憾的是，你们并未捕捉到这一幕。”
在他连番的言辞中，他的忧虑之情显露无遗：“‘九大’号召我们维护团结稳定，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全国人民共庆劳动节的夜晚，这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宣传……”
确实，在那个“文革”时期，人们每日都生活在紧张与不安之中，上至天安门，下至与毛泽东的亲近，都成了百姓们衡量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幸而有一位记者捕捉到了这一刻的全景画面，尽管毛泽东与林彪并未相互交谈，两人的表情也缺乏节日的喜庆，但终究是两人唯一共同坐在一起的瞬间。总理回到西花厅，静候这张照片的到来，直至杜山将拍摄的照片呈上，总理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5月2日，这幅唯一记录毛泽东与林彪同坐一桌的照片，于各报头版显著位置“安之若素”地刊发。
来源：《走近周恩来》 四川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林彪文革初期
文丨张聿温
两个重要情节
剖析“文化大革命”前夜及初期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个人关系的演变，关键在于查阅两份至关重要的文献资料：
一份是林彪在“五一八”就“政变”议题发表的演说，另一份则是毛泽东于“七八”写给江青的书信。
两个关键情节引人深思。
毛泽东在撰写完致江青的信件后，曾将稿件携至武汉，交由周恩来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审阅。在毛泽东的授权下，周恩来随即乘机前往大连，将信件内容传达给了正于彼处养病的林彪。林彪对此表示出忧虑与悔意，并承诺返回北京后对“五一八”讲话进行修订。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的不安是表面上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顶峰”、“最高指示”、“四个伟大”一类语言颂扬毛泽东。
《孜孜不倦》
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给江青的信后一个多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将林彪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
会议氛围紧张，继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全会紧急增设了一项议程，旨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林彪起初不愿出山。
他原本因请假养病，未能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正于大连休养。毛泽东遂命汪东兴致电林彪，邀请他出席后续的会议。
6日，林彪匆匆返抵北京，鉴于炎热的天气，汪东兴特地为他安排入住配备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一踏入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便亲自前往探望。
林彪推说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你这是想效仿明世宗啊！”
明世宗，名朱厚熜，乃宪宗之孙，孝宗之侄。武宗驾崩，因国无储君，厚熜得以继位，遂以嘉靖为年号。嗣后，厚熜沉迷于黄老之术，深居宫中，对朝政日渐疏远。
毛泽东的言论，是对林彪长期以病为由推诿责任的严肃指责。
会议结束后，林彪接替刘少奇，荣膺党中央公开报道中唯一的副主席职位。
非无异议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后，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
鉴于林彪并未完全获得广泛认同，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讨论召开“九大”的问题时，再次郑重声明：接班人的位置当然属于林彪。
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举行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林彪脱颖而出，被选为唯一的副主席，而他的继任者身份亦正式载入党章之中。
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是江青提议并力主的，康生、张春桥也都赞成写上。
林彪同志提议删除党章草案中涉及他的那段文字，然而康生同志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体现的是林彪同志的谦逊美德，因此该段落务必予以保留。
“既然你们都坚持如此，那就将他的名字加入吧。”
无疑，此时毛泽东对林彪深感满意且深信不疑。在他眼中，林彪始终坚定地忠于他和他的思想与路线，林彪绝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赫鲁晓夫，在他离世百年之后，绝不会对他有所背叛。
林彪对于接任接班人的角色，事先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显露无遗，这一点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得以体现。
他几次表示说：
“近期，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对于中央赋予我的工作任务，我深知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尚不足以胜任，预感可能会出现失误，因此多次恳请辞去这一职务。”
然而，鉴于主席及党中央业已作出决策，我唯有遵从主席与党的指示，姑且一试，并随时准备将接力棒传递给更为合适的同志。
自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至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与林彪的交往总体上保持了和睦与融洽。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两人的见解大体相同，至少未曾出现公开的争执或冲突。
然而，随着九大的召开，局势逐渐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到了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两人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起草报告
自“九大”盛况至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短短两年半间。这充分表明，毛、林二人间的政治、理论、思想、情感及伦理根基已遭受根本性的动摇，他们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同行者”。
毛泽东作出指示，林彪将在“九大”期间发表政治演讲。他强调，此次演讲无需提前撰写文稿，宜以口头形式进行，随后整理成文；若需对外公布，则可摘录整理后的记录稿。
林彪建议，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时，最好能请中央文革小组协助撰写一份文稿。
毛泽东予以批准，决定由林彪领衔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位同志共同组成起草小组。
陈伯达在接下起草任务后，对秘书坦言：“我们不能再继续开展运动了，当下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全力以赴抓好生产。”
陈伯达的见解，不仅与张春桥、姚文元产生分歧，更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悖，却意外地与林彪的构想相吻合。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时期，陈伯达与江青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一度被江青逼迫至自杀边缘。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江青的亲信，始终对其言听计从。因此，陈伯达对与张、姚合作持保留态度，最终选择闭门谢客，独立行动。
他迅速构思出《为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这一主题，并据此设定了若干小标题。随后，林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将小标题增至十个，最终将修订后的稿件呈递给了毛泽东。
鉴于进展迟缓，毛泽东情绪激动，遂决定由康生负责牵头，张、姚在康生与江青的支持下，另行草拟了一份文稿。
毛泽东对陈伯达所撰稿件予以否决，并亲自对张、姚二人的稿件进行了精心修订。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更为严重了。
自党的“九大”落幕之际，毛泽东便开始着手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0年3月6日，他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订宪法的倡议。在此过程中，他明确表示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并言：“若要设立，唯有林彪同志堪当此任。”中央政治局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并采纳了他对宪法修订的意见。
“我是不适宜担任这一职位的，这样做不甚妥当。国家主席之位，理应由毛主席担任，方能显得正当且合理。我国乃十亿人口之巨国，若缺乏国家主席和国家元首，便显得名实不符。此国家主席与国家元首之职，非毛主席莫属，他人皆不适宜。然而，鉴于毛主席年事已高，担任国家主席需频繁出国访问，他国元首来访我国，亦需我方回访，毛主席出国多有不便。故而，可设副主席一职，由副主席代为出国访问他国。我自认为亦不适宜担任此副主席，因我身体欠佳，无法参与各类活动，更难以出国访问。综上所述，国家主席一职，仍应由毛主席担任。”
“谨致林彪同志诚挚的问候！”对于林彪的这一提议，毛泽东并未直接表达其是否赞同的态度。
一、针对本次“人大”选举国家主席的议题，林彪同志依旧提议由毛主席继续兼任。此种安排，既契合党内、党外，以及国内、国外广大人民的心理预期，亦能避免因更换人选而可能引发的动荡。反之，更换人选恐将引发公众心理的不适。二、至于副主席的设立，林彪同志表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对大局并无实质影响。三、林彪同志本人亦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这一职务。
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林彪的提议进行审议。在会议上，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均倾向于继续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亦是其中一员。然而，当该会议情况报告递交至毛泽东手中，他当即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批示：“我无法再担任此职，此议不当。”
毛泽东与林彪在党内的声望与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央政治局中，多数成员往往将毛泽东或林彪的观点视为决策的依据。当两人意见一致时，一切自无悬念；然而，一旦他们产生分歧，其他人便难以明确表态，局势随之变得复杂。正因如此，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党内意见便出现了反复和摇摆。起初，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多数成员在讨论时表示赞同。随后，林彪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观点传出，政治局多数成员又转而支持林彪的提议。
四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表达了他不适宜担任国家主席的观点。他言道：“孙权曾劝曹操称帝，而曹操则回应称，孙权此举意在将他置于火炉之上。我如今劝告各位，切莫将我视作曹操，亦请各位莫效仿孙权。”
“设立国家主席，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应因个人而设立职位。”
在这种情形之下，唯有毛泽东与林彪其中一人愿意作出让步，舍弃己见，方能化解矛盾。若不然，双方立场僵持不下，必将陷入无法突破的困境。
林彪展现出了一种罕见的执着。他坚决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职位，始终未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