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小纽约”到千万外劳：菲律宾被“养废”的真相》

马尼拉的老照片里，街头咖啡馆坐满西装革履的人，夜色里霓虹和爵士乐搅拌成一股现代气息。

七十年前的热闹仿佛近在眼前，谁能想到如今的街角有多少家庭靠女儿、妻子寄回来的汇款过日子？

这个反差像一道问号，悬在每个观察者心头：当年的繁华去哪了？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上千万出国打工的人群？

现今海外劳工超过一千万，许多都是家庭的顶梁柱，尤其是女性家政工人，她们在中东、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忙活，把工资寄回家，支持孩子上学、还房贷、维持生活。

有人笑言，这是现代菲律宾的“外汇产业”。

可这笑里有泪，成了这个群岛国家最现实的经济图景。

那些把孩子送出国当佣人的母亲常说：“总比摆摊强，钱稳当。”这句话里没有夸张，只有现实。

把镜头往回拉几十年，根源能看到更早。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接管群岛，接着在1913年通过了安德武德-西蒙斯法。

那时候的规则很简单：菲律宾的糖、椰肉、麻、烟草可以几乎零关税进入美国，这让出口猛增。

统计显示，从20世纪初的3200万美元，菲律宾对美出口在大萧条前一度飙到1.6亿美元。

这样的数字看上去很漂亮，但背后是一个生产链单向流动的现实：大宗原料往外运，工业制成品从对岸进来。

当地的肥沃土地成了外需的原料库，资本和技术却没有留下来。

1946年独立并没有带来自主的产业变革。

随后的贝尔贸易法则把经济通道继续开给外方，货币与美元挂钩，市场被绑定。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冷战和地区战争成了菲律宾的机会。

韩战、越战让驻军需求和后勤补给成为金主，国土上成了美国的后勤基地，外来的援助和订单让首都短时间内看上去光鲜。

六十年代的人均GDP逼近1000美元，居亚洲前列，马尼拉被人称为“东方小纽约”，西式民主和夜生活成了那一代人的自豪。

当光环退去，问题就显现。

当地社会的掌权者偏爱容易见效的回报，把钱放到种植园、贸易和服务上，不愿意把资源用在建立完整的制造业和科技教育上。

邻国朝着不同方向努力，韩国、日本投资教育、推动工业化，菲律宾却把目光放在当下收益。

到196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开始被韩国超过；到了七十年代，马来西亚赶上并超过；八十年代，泰国也拉开差距。

时间像条无情的尺子，度量着错失的机会。

再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借贷狂潮，数字刺眼。

1975年外债约31亿美元，短短七年间增长到245亿美元，每年偿债占外汇收入的比例高达42%。

马科斯时期的贪腐让外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举报称外资进入时被要求上缴一定比例的“佣金”，官员和裙带把国家资源当成摇钱树，投资环境因此恶化。

1983年债务危机爆发，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所附带的条件推动了一轮市场开放，把通信、交通、金融等关键领域向外资敞开，换来的短期资金其实是把控制权递出的大门。

大门一旦打开，后果长期显现。

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时，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缓冲能力。

货币贬值达43%，超过三千家企业停产或减产，股市暴跌61.81%。

工业基础薄弱、储蓄率低、生产率不高，这些老问题像老伤口被风吹起尘埃，痛楚显现。

到2021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到约10%，工业大约占33%，现代制造业的份额并没有显著扩大，失去了上世纪本有的工业化窗口。

走到今天，这个群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了新面孔，但不少老问题继续上演。

上千万海外打工者带回来的外汇为国家稳定提供了支撑，许多家庭靠这笔收入维持教育和医疗开支。

街头的摊主和诊所医生常常能感受到海外寄回来的钱在拉动内需。

有人半开玩笑说：“国家出口的不是零件，而是人力。”这句话里有点自嘲，也有着无法回避的现实。

近几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自2017年起，中国成为该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的相关合作带来了一些基建项目和产能合作，新建的港口、公路和桥梁出现在地图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让更多贸易和供应链机会出现，这些都给了重新融入区域产业链的可能。

有人看到希望，认为这是弥补过去失误的机会；也有人保持怀疑，担心重蹈历史的依赖路径，把国家再次绑在大国的需求上。

在地方市场，一位中年工厂老板跟邻居聊起往事，说得直白：“人家投的是机器和管理，我们投的是地和关系。结果见效慢，别人把技术和产线带走了。”同样工厂里，一个年轻技师苦笑着补刀：“教育投入少，技工都跑去做外劳，工厂缺人做精活。”这些平常对话里藏着结构性的问题：人力被外部市场吸收，国内技术积累停滞，长远竞争力被削弱。

从另一个视角看，制度和文化也在起作用。

政治上复制西式民主的形式并没有自动带来相应的经济治理能力。

法治不健全和腐败现象让长期规划难以实施，外资能带来资金和技术，但若本土企业无法吸收转化，外来的投入就像季风过后的雨水，短期滋润过后不留根基。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常提醒，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或一两种资源，等于把命运绑在外部变量上，这对小而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危险。

对比周边的几个国家有助理解轨迹差异。

韩国和日本在战后把教育、基础研究和重工业放在优先位置，政府与企业形成了长期对接机制，产学研结合推动了技术积累。

马来西亚、泰国在特定时期选择了吸引外资并本地化部分制造生产，逐渐扩大工业比重。

这些国家在关键时刻抓住了工业化的窗口，把短期收益转向长期资本形成。

反观被动接受外部条件、优厚资源被外资主导的模式，结果是难以形成产业链条上的主导环节。

当下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国家有现实的困局需要处理：外汇收入来自海外劳工和大宗初级产品，外资在基建带来短期就业和税收，既有诱惑也有风险。

要改变路径，需要在教育、技术培训、财税政策和反腐法制上下功夫。

财政要能支持长期研发投入，税收制度需要创造对本土制造企业友好的环境，司法要保证合同可执行和产权受保护，社会则要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让更多人愿意从事制造和创新领域的工作。

在街头，人们的期待常常简单直接。

一位退休教师说：“孩子别光想着出国，要在国内也能有体面的工作。”这话说得接地气，却也透露出制度调整的紧迫。

政策能不能落地，关键在于执行力和政治意愿。

把外资当成工具，而不把命运交给别人，是一种需要主动争取的策略。

观察者常用“被养废”这样的表述来形容这段历史。

这里的意思并非单指依赖，而是指一种长期的被动接受外来资源的状态，结果是本土能力被挤压，创新和产业升级动力减弱。

有些人用轻松话语来调侃过去的繁华变成现今的外劳现象，另一部分人则在思考怎样把汇款带来的钱变成用于建设制造业和技术教育的种子资金。

回到文章最初的疑问，那些曾经的灯火通明到底去了哪里？

答案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历史、政策、精英选择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独立后错过的产业化窗口、债务扩张下的被迫开放、贪腐侵蚀的投资环境、以及把大量人力资源导向外部市场的现实，共同编织出今天的图景。

面对选择，这个群岛国家并非没有机会。

RCEP带来的区域分工调整和与新贸易伙伴的合作提供了重新定位的可能。

关键在于能否把历史教训转化为现实政策，既要吸引外资，也要确保技术转移和本土企业的成长空间，既要接受外部合作，也要保留战略自主权。

回到那张老照片：如果当年那些决策改变一步，把教育和工业放在优先位置，今天会是什么模样？

现在的选择同样决定未来几十年会怎样书写。

读者如果在街头碰到一位从海外回来的佣人，请问她一个问题：你愿意留在国内做技术工、挣钱养家并教会别人一技之长，还是继续出国做几年后把钱寄回来？

这个答案里藏着下一步政策该如何走的线索。

读者怎么看？

愿不愿意在评论里聊聊，如果有机会重写这段历史，你会给这片七千多个岛屿提出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