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人民大会堂里，邓小平一番话，给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评价。他紧紧握着荣氏家族代表的手，感慨地说道：“你们就像杨家将，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有功的。”

可这话听着，总觉得有点拧巴。为啥？因为受表彰的荣氏家族，在三十多年前，头顶上还戴着一顶大帽子——“大资本家”。那会儿，风云突变，荣家绝大多数人卷起铺盖，揣着金条，跑了，散落到世界各地。

而留下的那几位核心成员，则亲手把自己家半个世纪攒下的家当，几乎全部交给了国家。从“出逃对象”到“国家功臣”，从财富的掌控者到财富的奉献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句分量极重的“杨家将”，究竟是在为哪一桩功劳盖棺定论？

留下还是跑路

故事得从1949年的上海滩说起。当时的上海，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家。荣家作为上海滩首富，更是处在风暴中心。他们家和节节败退的蒋家来往密切，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无疑是个巨大的风险。

家族内部开了个会，气氛估计比黄梅天的空气还压抑。大多数人的意见很统一：跑！去香港，去巴西，去美国，哪都行，就是不能留在大陆。当时，“民国十大资本家”里，有九家都选择了离开。

但家族的顶梁柱，荣德生，拍了板：不走。他要留下来，继续振兴民族实业。跟着他一起唱反调的，是他儿子荣毅仁。长兄已经出逃，而立之年的荣毅仁，实际上已经扛起了家族未来的大旗。

荣毅仁的决定，不全是因为听老爹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或者说，是他亲眼看到的一幕，让他下了一个巨大的赌注。他看到解放军进了上海，晚上就睡在大马路上，秋毫无犯，绝不去打扰老百姓。

这和他印象里贪婪蛮横的国民党军队，简直是两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让他觉得，这个新来的共产党，可能真的能承载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所以，他选择留下，不是认命，而是一场主动的押宝。

把家产上交是什么操作

留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吗？恰恰相反，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几年后的公私合营。很多人以为这是被逼的，但对荣毅仁来说，这又是一次主动出击。

1954年，荣毅仁深思熟虑后，决定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提出要把家族核心产业——申新纺织，进行公私合营。这个决定，在荣家内部和股东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家里人、股东们炸了锅，都觉得这是把祖宗基业往外送，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全部充公。但荣毅仁一句话就把他们顶了回去：“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必须得改。”

就这样，荣家两代人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庞大家业，全部归于国家所有。代价巨大，但回报也同样特殊。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改造的旧时代资本家，而是新中国认可的“红色资本家”。

为了坐实这个新身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荣毅仁更是毫不含糊，一口气捐了7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的远见和格局，已经远远超过了家族里的大多数前辈。

总设计师的两次点将

荣毅仁的这些举动，党和国家都看在眼里。毛主席曾亲自接见他，称赞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领军者”。而在另一位更具分量的领导人眼中，荣毅仁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荣毅仁的器重，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早在1959年，在陈毅等人的推荐下，荣毅仁先是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两年后，邓小平又亲自推荐，把他从上海调到了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这步棋，直接把荣毅仁从一个地方经济的执行者，拉进了中央的战略视野。荣毅仁从小在上海长大，突然进京很不适应，还是周总理亲自找他谈心，才让他安下心来，在北京扎了根。

时间快进到1978年，动荡岁月刚过，邓小平再次“点将”，第一时间就把荣毅仁请出山，推荐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人的交往，也从此刻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邓小平看重的，压根就不是荣毅仁“上交家产”的姿态。他看中的，是荣毅仁骨子里那套本事——顶尖的商业头脑、管理经验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在改革开放的前夜，邓小平需要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旧商人，而是一个能替新中国在世界经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老板”。

你是老板党不干预

机会很快就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邓小平就特意找来荣毅仁和其他四位工商界的老人，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邓小平先是安慰他们这些年受苦了，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正题。

邓小平说，现在国家要搞建设，但缺钱，也缺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希望这几位懂经济、有门路的老前辈，能出来帮帮忙，想想办法，尤其是怎么引进外资和人才。

大家听了都很激动，纷纷建言献策。谈话的最后，邓小平的目光落在了荣毅仁身上，给了他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他希望荣毅仁能出面，成立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这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荣毅仁激动地当场表态：“我一定把这个公司办好！”邓小平为了给他扫清障碍，更是给了他一道“特权金牌”。

邓小平亲口对他说：“你是老板，党和政府不干预你的人事和经营管理。”还嘱咐他，“有问题直接来找我。”这番话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不亚于一道圣旨。它意味着，荣毅仁可以放开手脚，用他最擅长的商业模式去闯，去试。

于是，1979年10月，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中信集团，正式挂牌成立。63岁的荣毅仁，重新披挂上阵，担任第一任董事长。

从此，邓小平再见到他，总会亲切地喊他一声“荣老板”。这个称呼，既是玩笑，也是一种定位的确认。它宣告着，那个曾经被视为改造对象的“资本家”身份，如今在新时代，成了国家最宝贵的资源。

荣毅仁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家客厅里，一直挂着邓小平亲手为他题写的匾额：“戒欺室”。这不仅是他从商的座右铭，也象征着他与这位总设计师之间，一种超越身份、坦诚互信的伙伴关系。中信公司在他的带领下，所向披靡，最终发展成了今天金融领域的世界巨头。

中信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荣毅仁的价值。而荣毅仁的成功，则向全世界证明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他本人，和他背后的荣氏家族，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最生动、也最具有说服力的一张名片。

至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1986年那场家族会面的分量。

漂泊游子的回家路

邓小平心里有本账，他知道荣家在海外散落着四百多号亲戚，遍布各行各业，从核能、电子到传统的纺织、面粉，都是人才。这些人大多是解放初期因为害怕跑出去的，但心里头，那份对故土的眷恋是断不了的。

邓小平希望他们能回来看看。这不仅仅是对荣家的一个姿态，更是党和国家向所有海外华人发出的一个信号：不记旧仇，欢迎回家，一起搞建设。

1986年6月，在荣毅仁的召集下，一场载入史册的家族大团圆在北京上演。来自巴西、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多个国家的200多位荣氏后人，齐聚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们。在见到荣毅仁的二哥荣尔仁时，82岁的邓小平像个老顽童一样，拉着家常。他对79岁的荣尔仁说：“你比我小3岁，但你精神很好嘛。”荣尔仁也笑着回应：“您的精神更好。”

随后，邓小平话锋一转，问道：“你抽烟吗？”荣尔仁本来还有些拘谨，一听这话，彻底放松了，老实回答：“我不吸烟，我不会。”

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开了个玩笑：“不会抽烟？那你是个好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都跟着笑了起来。严肃的会见，瞬间充满了人情味。

到底什么是杨家将

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里，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开篇的评价：“你们家，上一代，下一代，都是为国家做了好事的，是有功的。你们就像杨家将！”

邓小平这番话，像一股暖流，瞬间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这些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本来就对祖国充满眷恋，今天能听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发自肺腑的褒奖，很多人当场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此时再回头看这句“杨家将”的评价，其内涵已经无比丰满。这“功劳”，绝不仅仅是抗战时捐出的几万包面粉，也不仅仅是建国初“心甘情愿”献出的全部家产。

荣毅仁和他背后的荣氏家族，最大的“功”，是在中国历史的两个最关键的节点上，都做出了超乎常人的精准判断和选择。

他以一个顶尖资本家的敏锐嗅觉，在1949年看懂了共产党的未来，选择了留下；又在新时代，以其卓越的资本家能力，在1979年帮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现了打开国门的宏伟蓝图。

结语

1993年，77岁的荣毅仁被推选为国家副主席。自晚清以来，再也没有任何一位企业家，能够登上如此高的政治巅峰。这既是他个人生涯的顶点，也是国家对他一生贡献的最高肯定。

从鲜衣怒马的富家少爷，到饱经风霜的红色资本家，再到叱咤风云的国家领导人，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早已深深镌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丰碑之上。

2005年，荣毅仁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属于他的时代落幕了，但荣氏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儿子荣智健早已接过中信的帅印，孙辈荣明杰、荣明方也相继在家族企业中担任要职。

历史上，能延续百年辉煌的家族凤毛麟角，但荣氏做到了。他们的身影，至今仍投射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了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命运与共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