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周恩来在西柏坡的奋斗足迹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时日，周恩来身为中央书记处的重要成员、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于西柏坡一隅的农家院舍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献上了卓越的智慧与力量。
协助指挥三大战役
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与任弼时一同率领中央机关的众多工作人员抵达了西柏坡。抵达此地后，周恩来立刻投身于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为解放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在军事决策上的得力助手。在辽沈战役的发起阶段，中央军委原本已决定先攻锦州，然而，林彪却因一项微小的敌情变动而动摇了原本坚定的决心。
在至关重要的这一刻，周恩来于1948年10月2日向林彪、罗荣桓发出电报，强调：“你们务必依靠自身力量应对津榆段可能增援或从山海关北上的敌军，而重中之重在于迅速攻克锦州。希望你们全力以赴，力争在十天之内拿下该城。”
在锦州宣告解放之际，周恩来总理致信于仍旧坚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敦促其毅然决然地起义。信中言道：“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投身起义，兄亦正深思熟虑。此刻，全国胜负之局已然明朗……人民解放军必将赢得全国胜利，此乃不容置疑。兄长身处孤城，人心士气早已离散。……此刻，祸福荣辱悬于一线之间，兄长宜重温昔日黄埔革命之初心，毅然高举反帝反封建之大旗，率领长春城内所有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土地改革，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会遵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此信经电报传至前线，由国民党新七军副军长转交郑洞国。然而，因司令部周围已陷入混乱，信件未能送达。郑洞国是在后来抵达解放区时方得知此事，尽管如此，他仍旧被周恩来总理的坦诚与热情所深深打动。
在长春宣告解放的翌日，周恩来随即向东北局发出电报，并通知林彪、罗荣桓等人：“我们必须考虑到，沈阳的敌人可能在遭受锦州和长春两地惨烈战败的打击后，有两种撤退的可能性：一是选择根据当前形势向西撤退，二是可能转向营口，通过海上路线撤退。”他要求他们务必加强防范。
淮海战役一经打响，周恩来同志便向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等发出了紧急电报：“务必在徐蚌地区展开作战，为期3至5个月，力求歼灭蒋军江北机动兵力40至50个师，为突破长江防线、挺进江南、彻底摧毁蒋军中心统治奠定基础。”同时，他严令各地立即行动，筹备并确保中原及华东野战部队在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时所需的粮食供应。
“此举恐惊动榆关滦西之敌，使其过早撤退至唐山、津沽，增加从上海撤退的风险。东北野战军正加紧入关，派遣部队占领桥梁的问题应在林、罗的整个作战计划中予以考虑。”这一系列指示对于将傅军主力抑留于平津地区，最终赢得平津战役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副主席的非凡记忆力无人能及。以1948年为例，那一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展开，这场战役的指挥权握在党中央手中，而周副主席则担任了参谋长的重任。鉴于朱老总年事已高，弼时同志身体欠佳，少奇同志则专注于整党和土地改革，主席亲自挂帅，所有具体工作都由周副主席亲自承担。从电报的内容中可见，他每日起草的电报数量颇多，而阅读电报的任务更是繁重。那一年，他常常是在太阳升起后才得以休息，日复一日，他的工作就是阅读和撰写电报，以及参与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讨论。他对国民党军队团级以上的番号、代号、驻地以及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记忆深刻，对于我军的情况更是了若指掌，胸有成竹。曾有一次，在一次战役总结中，遗漏了一个敌团的记录。周副主席立刻指出该团的番号、驻地和团长姓名，以及被我军消灭的部队。经核实，果然如此。周副主席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给参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教育。
提出解放军正规化议题
在西柏坡，周恩来亲自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具体实施与圆满完成。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有分散作战条件下形成的各部队组织编制不统一、番号不统一等问题，越来越妨碍大兵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因此，如何尽快地使全军编制向正规化过渡，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周恩来专门提出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问题。10月间，他草拟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与部队番号的规定》，明确指出：全军今后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下分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在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原有纵队改称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编入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统率所属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地方部队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军区又分为一、二、三级和军分区。
1949年春季，依据军委的决策部署，解放军各部队陆续进行了整编，并在此基础上对装备与训练进行了全面更新。整编后的部队组织结构更为严密，战斗力显著提升，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进程，对最终赢得全国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3、领导后勤及西柏坡安保
后勤供应的稳定关乎战事成败，高效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所在。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进行决策与指挥的同时，亦承担着繁重的后勤供应组织与领导重任。1948年9月19日，他起草了《关于统一后勤补给系统及干部配备的决定》，此举使我国军队的后勤工作迈向了正规化轨道。为确保三大战役的物资需求，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兵员的补充到武器弹药的制造与分配，从财政资金的筹措到物资的供应，无不一一过问，费尽心思进行具体部署。正得益于周恩来精心组织、运筹帷幄和细致协调，那些艰巨而复杂的后勤任务才得以顺畅推进，为三大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西柏坡逗留期间，周恩来同志卓越地完成了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其驻地西柏坡安全的重要任务。1948年10月下旬，随着辽沈战役即将落下帷幕、平津战役渐露端倪，蒋介石垂死挣扎，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暗中密谋发动偷袭石家庄的险恶计划。彼时，我军在华北地区全部处于外线作战，石家庄及其周边解放区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面临严峻的威胁。周恩来同志在得知情报后，并未轻举妄动，而是只将作战部部长李涛请至办公室，冷静而迅速地制定了一系列挫败敌人偷袭企图的详尽计划。得益于周恩来同志的及时部署与周密策划，以及华北我军、地方武装及民兵的紧密协同，在短短数日内便将敌人驱逐至保定以北，迅速击破了蒋介石的偷袭图谋，有效保障了指挥战略决战的我军指挥机关及西柏坡中央机构的安全。
领导二战场斗争，筹备新政协会议。
于西柏坡，周恩来在辅佐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之际，亦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战场的抗争。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草拟了《关于蒋管区斗争需保持清醒头脑与灵活策略》的指示，明确了新形势下第二战场工作的指导原则：“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当前工作，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民众，避免冒险主义的失误。”据此，周恩来制定了第二战场各项工作的方针与策略。这一切均有效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产生，保护和积累了革命力量，为解放区工作的推进指明了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探讨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一号召迅速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次日，即5月1日，中共中央向京沪港分局发布了《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新政协会议的讨论内容、地点、时间、发起方式以及邀请的知名民主人士等相关事宜。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负责接待工作，并调动大量干部参与接待，分别在东北的大连、哈尔滨及平山的李家庄等地设立了接待站点。为保障民主人士安全北上，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大连的钱之光，令其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前往香港，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共同负责此项工作。钱之光抵达朝鲜平壤后，租用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接待客人。华南分局与香港工委的领导深思熟虑，细致安排，连着装、登船地点、护送人员、行走路线等细节均不敢有丝毫疏忽。周恩来反复强调，护送工作必须严格保密，确保安全。8月下旬，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从国内及海外陆续抵达解放区，与共产党携手共商国是。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生动体现，与周恩来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除拟定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外，周恩来还亲自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草案），并审改了新政协会议的其他文件，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04、构绘新中国蓝图
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蒋家王朝的崩溃，预示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即将破晓。在如此形势下，如何构建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西柏坡，周恩来同志从经济、文化、外交以及政协会议筹备等多个方面，对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进行了精心构思与描绘。
周恩来早年便对经济问题给予了深入思考。在1948年6月21日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他对全国解放后即将开展的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键原则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随着战争局势的持续演变，财政经济工作作为战争的重要基石，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凭借其对财经工作的深邃见解，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协调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及后续国家财经基本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48年秋季，随着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原先各自发行的货币虽可流通，却频繁出现相互压价现象，兑换标准亦各异。为破解这一难题，周恩来决意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并创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实现货币发行的一元化。为加强财经管理，他常与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深夜研讨。在人民币未能即时发行的背景下，为确保各解放区物价同步上涨，周恩来指示中央财经部实时监控各地物价波动，并据此调控各地区货币发行量。当时，在全国各大解放区中，西北解放区的财经状况尤为严峻。为助其突破困境，周恩来与刘少奇亲自与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会谈，并向毛泽东汇报，提出了将西北财经工作纳入华北财经体系统一的方案，此方案获得中央批准，使得西北财经问题得以迅速解决。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周恩来同志开展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外交活动，参与确立了诸多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石。1949年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代中共中央草拟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该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国与任何国家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且不承认这些国家派遣至我国的代表为官方外交官。采取这一立场，有助于我国在外交领域保持主动，摆脱历史外交中的屈辱传统。在原则上，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具体步骤上，则需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具体情况逐一处理。《指示》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报、通讯社以及外国记者等多个重要领域制定了临时政策。这一系列指示和文电，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坚定意志和明确原则。
05、筹备中共二中全会
1949年1月8日，在中共中央于西柏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所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记载了一项关键决策：“北平解放之后，务必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为此筹备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然指日可待，然而，对于战略方针及诸多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解决，仍刻不容缓。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同志主持了此次会议，周恩来同志则负责报告会议议程及各地与会代表的人数等事项。会议集中讨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确保全国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将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并一致通过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里，我们既得益于中央的统一领导，也见证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独立自主进行领导的宝贵经验。对此，周恩来同志于3月13日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从根本推翻国民党，迈向彻底推翻国民党这一历史性过渡时期，正从分散走向统一。这一进程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过渡时期具有其独特性，我们必须紧紧把握这一特点，否则将犯下错误。鉴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产生了区域性问题和分权问题。中国并非联邦制国家，对于如此庞大的国家而言，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在组织形式上，我们不能一蹴而就实现集权，而必须授权地方，以激发其积极性。同时，中央必须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指挥中心。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我们应逐步、有重点地推进统一进程。
谈及战争与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周恩来曾言：“当前，前方正值战火纷飞，而后方则需致力于生产。后方生产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并支援前线，力求全国胜利。中央的方针明确，即着力巩固华北，依托东北。此外，周恩来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管、兵器生产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全面而具体的指导意见。他的讲话，为解决统一与分散、战争与生产、前线支援以及进城后经济政策等关键问题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9年1月31日，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并就战后经济恢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政府的整体规划与构想、外交关系、以及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单独会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周恩来心中，是他深思熟虑、细致探索的焦点。他向米高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繁荣昌盛的宏伟蓝图，给对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外，在文化艺术领域，周恩来高度重视新中国的文艺建设，广泛吸纳人才。在他的亲自部署下，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无疑是担任新中国总理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同样对周恩来卓越的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尚未最终确定，还需与民主人士进行协商，但“周恩来必定会参与其中，且担任的将是内阁总理一职”。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同时也为周恩来在西柏坡的岁月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