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对林彪所发布的具有“反革命政变企图”的“一号命令”进行了重点批判。实际上，关于“一号命令”的起源和细节，许多人了解不多。您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以及“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
吴法宪：谈及林彪所颁布的“一号命令”，自须先追溯至彼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背景。
1969年三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根据总参谋部的情报分析，苏联内部部分人士，尤其是军方，强烈建议对我方实施空中打击，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然而，亦有一派人马，主要集中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周围，持不同意见。（总理）柯西金等倡议交流。
在当时的紧张中苏关系背景下，常规的交流途径均已中断。苏联总理柯西金经邮电部门转接，请求与我国周恩来总理进行通话。然而，我们的接线员却出言不逊，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声称与修正主义分子无话可谈，随即挂断了电话。
九月的脚步悄然而至，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受邀赴河内，出席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恰巧，我国周总理亦将出席此仪式。因此，苏联方面不遗余力地与我们取得联系，期望能在河内促成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一次会面。
获悉此事后，周总理为避与柯西金会面，先行抵达河内，并在柯西金抵达之前即返京。随后，在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的共同商议下，最终决定同意柯西金与周总理进行会谈。
当苏联收到该通知之际，柯西金实际上已经抵达苏联境内的塔吉克地区。然而，出于维护面子的考虑，官方对外宣称柯西金正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并在此期间短暂停留于北京。
9月11日，柯西金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并在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面。对于中苏之间发生的血腥冲突，柯西金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之情。随后，他与周总理共同商议，决定近期内将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级别的会谈。
尽管两国总理的会晤已经落幕，但中苏边境的紧张气氛并未随之缓解。苏联在远东地区持续增派兵力，目前部署在两国边界的苏军已扩充至四十个师的规模。
这些情形引起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的高度关注与警觉，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加强警惕与防范。
记者：在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时，我们采取了哪些具体应对策略？
吴法宪：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那就是迅速调整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的主要作战区域位于东南部，战略核心目标则是解放台湾。因此，辽阔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便成为了我们的战略“大后方”。
自六十年代起，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不断加剧，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直面苏联的直接军事挑战，因此，针对苏联的防御措施便成为了毛主席与林彪重点思考的议题。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这一问题愈发凸显。
针对此情况，林彪提出了“三防两打”的防御战略。所谓“三防”，即包括“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而“两打”则指的是“打击坦克、打击飞机”。依据林彪所提出的防御战略，我们已作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
针对“防空袭”与“防核攻击”的双重挑战，我们的核心策略是强化防空体系，特别是对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的防空能力予以重点提升。这些区域原本的防空力量较为薄弱，众多关键目标的防空措施尚属空白。为扭转这一局面，我们已逐步将东南沿海的地空导弹和高炮部队调遣至兰州、新疆及“三北”地区，以增强这些区域的防御能力。同时，我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布局进行了调整与加强，加速了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与装备更新，并加强了预警雷达系统的建设，同时优化了“三北”地区的航空兵力部署。
遵循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英明指示，我国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全面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地下人防工事建设。这些工事的建设标准被定位于具备“抗原子辐射”、“抗化学攻击”、“抗细菌武器”的能力。如此一来，一旦遭遇突袭或核攻击，地面居民得以迅速转入地下避难，有效降低伤亡风险。与此同时，北京着手修建地铁，既缓解了交通压力，亦提升了防空袭的能力。
为确保国家与军队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均能确保指挥体系的顺畅运作，我们于北京之外的其他区域，构筑了数个战略指挥中心。如此一来，遇有突发事件，中央及中央军委可迅速而安全地转移至这些地点，继续执行指挥任务。在毛主席及林彪可能驻足之地，我们亦特别打造了稳固可靠的地下设施。
在应对“防突袭”的战略部署中，我们不得不关注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尤其是其坦克与装甲力量，这些装备与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鉴于我国“三北”地区多为广阔平原，险要之地稀缺，林彪据此提出，应在“三北”地区，尤其是华北区域，实施人工“造山”工程，以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战略防线。
所谓的“人工造山”，即是在特定区域构筑一系列“山丘”，并在其内部构筑坚固的防御设施。各“山丘”之间能够互相支援炮火，形成严密的火力网络。此类“山丘”不仅能够抵御核攻击，且配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物资储备，确保了持久生存与抵抗的能力。
萌发此构想后，林彪频繁外出考察地形，先后选定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试验的基地，旨在构建对北京的防御屏障。此后，他亦亲临现场，对工程的进展进行实地监督。
针对华北西部的防务布局，林彪深信山西地区的地形条件大有可为，因此，他亲自深入实地考察。1969年9月的一个日子，林彪通知我做好起飞准备，告知他将前往张家口周边地区考察地形。我随即安排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由林彪乘坐，另一架则预备给警卫部队使用。
清晨八时，我抵达了北京西郊机场。紧接着，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将军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将军亦相继抵达。直至九时整，林彪元帅携夫人叶群莅临机场。我们一行人共同步上机舱，启程飞往山西。
北京与山西相隔不远，飞机起飞不久，便已升至山西上空。林彪随即指示先探查平型关，我们的飞机随即在平型关上空环绕盘旋。林彪观察得十分细致，语气坚定地说：“平型关这地，固守是可行的。”
游览完平型关后，林彪继而提议前往大同一游，终又抵达了张家口。在观赏完张家口的风光后，我们的飞机于张家口机场平稳降落。林彪表示欲探访驻扎于此的某军部队，并决定在张家口停留一晚。
林彪独居一隅，且亲自指派随从炊事员烹饪膳食。他素来拒绝与外界人士共餐，亦不尝他炊事员所烹之食。我与阎仲川、郑维山等，则与军方领导共席。饭毕，林彪接见了该军的师长以上官员。在讲话中，他强调加强战备的重要性，并对某军作出具体指示，要求他们利用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优势，修筑数处地下防御工事。言毕，林彪还为该军题写了词句。
1969年国庆佳节临近之际，林彪莅临西郊机场，进行了一段“转车”之旅。途中，他目睹了空三十四师的状态。返抵住处后，林彪即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所见所闻，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以防范苏联在我国的节日时刻发动突如其来的袭击。
在毛主席的批准下，林彪指示秘书召集黄永胜、本人、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负责作战事务的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等若干人至毛家湾会面。（林彪住处）作战问题指示。
今日召集各位，旨在商讨战备事宜。尽管战事似乎极不可能爆发，但我们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八成可能发生的战事。明日即国庆佳节，战争或许在不经意间爆发。回顾历史，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和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均发生在周末。若敌军趁我等佳节之际发动突袭，我们该如何应对？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与北京相距仅数百公里，飞机仅需不到一小时便可抵达。若发动导弹攻击，时间更是缩短至几分钟。我方刚刚抵达西郊机场，发现众多飞机仍停留在跑道上，毫无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这种状况亟需改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降低遭受空袭的风险。
继而，他下达指令：“一、北京周边的机场内，除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外，其余所有飞机均需在今天夜间转移至异地机场。二、于跑道铺设障碍物，以阻止敌人实施空降与机降。三、即刻为机场值班人员配备武器，做好应对敌人伞兵的准备。此外，节日期间的各项战备工作亦需妥善进行。关于此事，我已向毛主席汇报并征求意见，毛主席及周恩来总理均赞同空军在夜间紧急疏散飞机。你们就此进行讨论，并做好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与周恩来总理协商，你们无需参与。”
重返“军委办事组”，一番研讨后，我们决定由黄永胜主管总参谋部和全军事务。我随即返回空军，遵照林彪的指示，即刻着手安排飞机疏散。那一夜，我们全体成员彻夜未眠。直至深夜，飞机转移及其他应急措施均已到位，我便拨通了“林办”的电话，进行了汇报。直至那时，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10月15日，林彪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苏联的战略走向。会议综合分析情报信息，指出苏联国内确实存在部分势力，他们企图利用我国核力量尚未对苏联构成实质性威胁的时机，对我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此外，情报还显示，苏联有可能以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为幌子，对我方发起突如其来的袭击。
在毛主席的批准下，政治局迅速做出决议，即刻着手强化战备措施，并委托“军委办事组”负责部署部队的备战事宜。此外，周总理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齐聚北京并非良策，一旦原子弹爆炸，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应适当分散，部分资深同志亦可考虑疏散至外地。”据此，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立即进行紧急疏散。
会议结束后，林彪同志与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讨论内容。毛主席随即回应：“我将于明日启程，前往武汉。林彪同志也应随我离京，前往苏州。而周恩来同志则需留守北京，负责主持工作。但他必须带领政治局全体成员，一同迁往北京西山。”
汪东兴事后曾向我提及，在毛主席即将启程的次日，江青亲自前往。恰逢毛主席用餐之际，江青要求服务员取来碗筷，意欲与毛主席同餐。然而，毛主席回应道：“时间紧迫，用完餐我便得出发，你自可另行准备。”此言一出，服务员立刻停止了动作。江青遭遇了拒绝，心情不悦地离开了。
“感谢你们，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安心。你们处理此事得当，务必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传闻林彪曾在苏州下达了所谓的“一号命令”，那么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
吴法宪：
一、需警惕苏联利用10月20日开启谈判作为掩护，实施突发攻击，特别是19日与20日，我们必须格外提高警觉。
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区域的军区，务必迅速对坦克、战机、大炮等重型装备进行紧急疏散。对于战备设施及关键目标，需实施严格的隐蔽措施。
三、确保通讯畅通。
四、必须加速推进国防工业的产能提升，尤其是要立即着手规划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布局。
五、各军区应迅速组建高效精干的指挥团队，并即刻就位，进入战时指挥状态。
六、战略导弹部队需做好发射预备。
林彪亲自口述，指示秘书将其内容整理成书面记录。叶群随即要求秘书另行誊写一份记录稿，她本人将通过电话将该稿传递至武汉，由汪东兴同志即刻上报毛主席。另一份记录稿则由秘书转交至北京，供黄永胜同志及“军委办事组”查阅。
在将文件呈递给黄永胜之前，叶群指示秘书增补了一句：“以上六点，业已请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汇报，若毛主席另有指示，则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执行。”随后，汪东兴致电叶群，表示毛主席对林彪提交的“六条”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意见。
在黄永胜获知林彪的“六条指示”后，他召集阎仲川至军委办事组，进行了相关内容的传达，并由阎仲川负责记录。在场的还包括我、李作鹏、邱会作及李德生。指示传达完毕后，黄永胜指示阎仲川：“你负责将此内容传达下去。”阎仲川询问具体传达方式，黄永胜回应：“先通过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重返总参作战值班室，随即与作战部协同拟定了一份电话文稿。他深思良久，鉴于“军委办事组”迁至西山后所发布的首道命令，便决定从第一号开始编号。于是，他指示值班参谋将此命令定名为“第一号命令”。